艺术的原生性、可塑性与无限性刍议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玉宏(1963-),男,河南遂平人,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副编审。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河南 郑州 450002

原文出处:
河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从艺术的原生性、可塑性与无限性生发开来,探索艺术发生的奥秘,解读艺术具有永久魅力的所在。在探索艺术的原生性过程中,本文着重把艺术的发生和人类生命的发生与完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寻求艺术的可塑性的时候,本文主要用接受美学对艺术的解释方法,通过对接受主体和艺术本体之间的对接变化来阐释其本质的流变;在缕析艺术无限性的努力中,本文力求从时间的无限性与思维空间的无限性上去追寻艺术的本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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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2)01-0091-03

      一、艺术的原生性

      什么是艺术的原生性?也就是说艺术最为原始、最能见出它生命本质和来源的性质是什么?也许源远流长的艺术实践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古今中外的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却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他们或把艺术视为模仿、情感交流的需要,或仅仅从劳动、游戏、巫术、娱乐、认识、审美等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考察。因此,这就形成了在对艺术原生性本质特征的界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我们认为这些学说都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侧面道出了艺术原生性的特征,但并未从根本上揭示艺术原生性的真谛。

      我们之所以用“原生性”而不用“原始性”来阐释艺术的生命本质,一是担心“原始性”较容易把人们的思维局限在原始艺术起源这个狭隘的艺术框架之内,同时还认为“原生性”较之“原始性”不仅可以用来探讨原始艺术诞生的机理,而且可以阐释现代艺术发生的奥秘;二是觉得用“原生性”来阐明艺术的发生比用“原始性”更贴切、更生动,更能见出艺术与人类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无论是浑沌初开时的原始艺术还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艺术,从孕育和培植它的母体上来看,它都是人类生命之树上的一朵蓓蕾、一个花朵。艺术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于生命之外的、无关生命痛痒的派生物。

      在考察原始艺术时,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并没有排除原始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模仿性、巫术性、游戏性和劳动性,但所有这些属性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原始艺术的生命本质,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特征并不能解释艺术缘何而来、为何发生,并不足以从生命学的角度说明艺术的本质特征。

      大量的原始艺术文献和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以及文化人类学和生命美学向我们提供的知识表明:由于原始人类有限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由于原始人类生理、身体各方面的局限和原始人类思维上的模糊性、混同性,使得原始人的“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同步,审美观念和帝用观念同步,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同源”[1]。在原始人那里,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是合而为一的,原始人创造的第一件劳动工具同时也就是原始人创造的第一件“艺术品”。因此,仅仅从艺术发生这个角度上讲,在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同时,我们同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艺术”创造了人本身,艺术和劳动共同促成着人类生命的诞生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实践和艺术实践同时因原始人存在而存在,“艺术”同劳动一样是原始人的第一需要,“艺术”本身就是原始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原始人的“艺术实践”还不像现代人的艺术实践那样,同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劳动实践有明显的区分。

      原始艺术如此,那么现代艺术又如何呢?我们认为现代艺术同样是人类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生命自然延伸的需要,只不过这种需要与原始人那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混沌“同一”的需要不一样,这种需要是高度发展与完善了的文明人的生命的精神需要。很多艺术家的艺术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英国哲学家玻普在评论贝多芬的时候说:“我以为,贝多芬之所以要创作音乐,乃是因为他把音乐看成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法。对于他来说,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创作音乐或许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办法。”[2]在贝多芬那里,生命就是他的音乐,音乐也就是他的生命。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也要创作,也许在他看来艺术生命的延续比起自然生命的延续更为重要。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创作宁愿放弃优越的生活,而走向流浪的生涯。在他们那里,文学创作本身已不仅仅只是目的,而是生命本身,是生命本身的自然延伸和表现。

      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也赋予艺术本身以极大的生命学上的意义。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决不仅仅是用来娱乐和消遣。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恰如他献身于物理学的热情一样,是出于生命本身的需要。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宣称:“要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远也达不到的对象,那么人生在我看来就是空虚的。”[2]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是他生命的两块绿洲,前者能够满足他的理性追求,后者能满足他的情感渴望,二者合在一起成了他幸福的源泉和生命的慰藉。

      梦幻音响诗人舒曼的人生格言则是:我要像夜莺那样不停地歌唱,就是唱死了也心甘情愿。正如夜莺歌唱是它的天性和生命的一部分一样,“歌唱”本身也就成了舒曼天性的能动表现和生命的音符。海明威和梵·高都是不同凡响的伟大艺术家,他们都视艺术如生命,当他们不能再创造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的艺术生命不能被延伸的时候,他们便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看来,艺术创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系利害生死的审美方式,“而是出自精神需要和生命延续不可或缺的内在原因,是生命主体审美生成和人类精神品格完善的必由之路”[3]。

      同时,许多艺术家的艺术实践还表明,当他们从生活中汲取了足够的营养之后,或在生活中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或致命的创作之后,他们便被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所驱使,使他们把自己的体验、感受和他们生命中最富有诱惑力的东西表现出来。一开始,也许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或意向要去说明什么道理,甚至并不十分明确他是在为人类“写作”,然而这些“作品”一经出版就在读者中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可是,当一些艺术家按照一定的目的去刻意进行创作时,也就是说在没有创作冲动仅为创作而创作时,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也就没有了先前作品所具有的感染力。这种现象同样说明,艺术创造本身就是艺术家生命的一部分,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艺术家生命、情感自然外流的物态化过程。刻意追求“创作”而不是将生命与创作融为一体,其本身就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漠视,是对人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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