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体现 若将麦当劳当作后现代文本来解读，那么，把后现代主义小说与麦当劳相提并论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实际上，对于麦当劳的后现代指认早已存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清楚地将麦当劳快餐店当作一种后现代的现象来看待，阿瑟·克鲁克尔在“后现代的汉堡包”这个题目下讨论了麦当劳快餐店，艾伦·谢尔顿探讨过麦当劳快餐店的“后现代空间”，并将它确立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记”、一个“时代的路标”。（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246-247页。）本文将这两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并置，原因还在于它们的其它共性：后现代主义小说曾被当作“精彩的垃圾和可笑的破烂”来看待，（注：艾伦·泰尔：《伊·哈桑眼中后现代主义的进化》，王众译，载赵一凡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33页。）而麦当劳也被取笑为“美国大众文化中所有那些平庸的东西”的某种代表；（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21页。）后现代主义小说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发展的极端标志，而麦当劳则是技术合理化进程中的最新范式，二者都是人类技术发展的新体现。因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特征，可以丰富、深化对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及其与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 麦当劳化，意味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原则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渗透，并使全社会朝着更具效率、更加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就技术产品的生产、服务而言，麦当劳化原则提供了从一点到达另一点的最佳方法，它强调的是产品和服务的量而不是质，它确保产品和服务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同样的，并采用非人技术对产品、生产过程尤其是人进行有效的控制。从横的方面来看，这种模式与整个后现代主义时期相伴随，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以及文学均不例外。需要说明的是，麦当劳不仅融合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合理化原则，而且作为合理化范式的最新而平庸的类型，它也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媚俗之物和美国通俗文化的象征，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媚俗之处往往与麦当劳殊途同归（如采用通俗的外观等）。不过，媚俗仍只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部特征，它本身连同某些似乎背离社会常规的实验性外观，还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全部，因为这种小说在技术和动力学上还表现出与麦当劳化社会的更深层的一体关系，这一点常被包括小说家、理论家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忽略。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的提供通常是简单、快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通常以提供比传统作品多得多的故事为特征，强调的是故事讲述的量而不是质；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凭其能指系统的剥离和不及物性避开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超现实空间；后现代主义小说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故事层面都体现了加于文本生产主体及人物主体的控制性特点，难以体现出为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个体理想及自由意志的存在。简单快速和大量化的操作原则触及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浅薄粗陋的层面，它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招来了许多恶名，而后两个方面则涉及到问题的肌理或主客体关系的背景中，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不仅盗用了消费文化的已有逻辑，而且具有了后工业时代技术理性的毁灭性实质。 二、快餐化层面 若仅就前两点表现而言，麦当劳化可以等同于“快餐化”的说法，它意指产品的提供是简单、快速而大量的，简单意味着弃繁就简，投入最少，快速意味着草率，量大意味着质劣。与麦当劳以其简单食品取代传统复杂菜肴的作法相应，后现代主义小说以其小叙事取代了大叙事，这个过程包含如下环节：一是砍掉文本的某些部分，它可以是罗伯－格里耶所说的“巴尔扎克的观念”和“种种文化的外围”，（注：阿兰·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载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62页。）也可以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某些“特别愚笨”的艺术手段和“充塞在我们脑中的思想内容”；（注：Susan Sontag,"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Delta,1966),p.300.）另一种方法则是缩小作品的体制，使它变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鸿篇巨制让位给了冯尼格式的“压缩饼干”及中短篇小说。后现代主义时期是短篇小说获得全胜的时代，博尔赫斯凭借短篇小说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巨擘”，他的不少短篇小说（如《梦虎》、《关于对话的对话》）只有半页篇幅，充分证明这些小说只不过是作者日常生活中的昙花一现的念头的记录而已。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解释》被简化到只剩下一系列的“问”和“答”，他的名篇《玻璃山》是由100句话构成的，每一句话都标上了序号。而体制更小的“微小说”则在雷蒙·费德曼那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即使是长篇小说（例如象《白雪公主》和冯尼格《冠军的早餐》这样的作品）也被缩减至短篇或者是小型长篇小说的篇幅。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这些做法既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又是草率、游戏、不负责任的心态和毁灭意志的大暴露。比如，博尔赫斯的《接近阿尔莫塔辛》和《〈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等作品记录了他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打算，作品中显示的“打算”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兑现，然而这些“写作计划”、构思草图、写作提纲本身却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杰作”。故意的破坏在斯坦利·约翰逊笔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使用活页，还在书里面随意挖洞。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垮掉派作品也非常典型）无疑是在草率的态度下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