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清琦（下简称韦）：布依尔教授，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首先我很想知道生态批评是怎么产生的？我知道您最初的学术兴趣是超验主义，我也知道像梭罗、麦尔维尔这样的超验主义作家已成为生态批评的研究热点。那么，超验主义与生态批评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您作为超验主义研究的杰出学者，在参与到生态批评这样的运动中去时具备什么样的优势？ 布依尔（下简称布）：从组织上说，文学—环境研究兴起于“西部文学学会”内部，是那儿的学者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传播开来，创建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及其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举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型研讨会；而从本质上说，它作为一场批评探究，把重点首先放在英语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上，主要考察其非小说及诗歌关于自然界的写作。这一探究一开始就缔造了数量可观的二级文学以及也许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生态标准，而现今的著作常常根据或针对这种标准建构出来。美国生态批评的确受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我自己写的书就是一个例子。超验主义是国际性的欧美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浪漫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超验派作家爱默生等人，特别是其中的梭罗，对以上特点表达得尤其鲜明。当我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研究超验主义者时，他们关于自然的理论只是我研究工作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不过现在回顾一下，觉得这种早期工作对我后来的生态批评研究，特别在其初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韦：可见生态批评的兴起是有着历史传承的，是浪漫主义—超验主义的影响在当今的一个表现。从生态角度关注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也许从卢梭就开始了。在20世纪的批评名著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也应是这一研究的先声。当然它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推动力，我将在下面向您讨教。生态批评在中国国内仍是比较新鲜的事物，有不少学者把它当作“又一个时髦”。在被迫问到生态批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时，我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当您在北京做讲座时我曾想问您生态批评的概念，但当时太仓促了。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将其定义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研究”。您是否同意这个概念过于简单，很容易遭到攻击，或者您可否把它具体化一些？ 布：正如你说的，生态批评“到底”意味着什么，或应该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从某种层面上说是回避不了的也是十分脆弱的答案：生态批评的意思就是它那些得以自我认同且被认为是造出这些事端的实践者所说的它的意思。该运动最活跃的倡导者常常主张给出极为宽泛的定义。比如格劳特菲尔蒂的那个包罗万象的定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这两个术语（文学、自然环境）都可说是有联系的。而要是像下面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特征则是更不准确的，即它不过是一份可无限扩张的单子，包容了种种非竞争的、彼此相安无事的可能性。也不能假想所有与之发生了联系的人（无论是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归属其中的）都同样地满足于把多元性放在比寻求共识更优先的地位。无论如何，格劳特菲尔蒂的定义是个良好的开端，但并不充分。她的高度概括的价值在于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一支庞大的、还在不断增长的、与自然环境话语有关的文学批评队伍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这些批评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且多少对他们的共性有所意识。而彻瑞尔的概念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实质内容。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补充。 一、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这也是生态批评家和环境文学作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的一个原因。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既批评又创作，如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由诗人变成了重要的生态批评家，而本从事文学研究的约翰·艾尔德(John Elder)则成为环境叙事的作家。 二、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其结果显然是在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N.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厄秀拉·海斯(Ursula Heise)对系统理论有强烈的兴趣；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鲍格·哈里逊(Robert Pogue Harrison)和俄勒冈大学的路易斯·威斯林(Louise Westling)则喜欢现象学，后者亦涉足女性主义。他们的研究路线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样的：谁要是只执著于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身是无法做一个生态批评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