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两次错位问题 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中外（主要指西方）文学理论都面临着确立与充分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这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相比，在理论倾向上恰恰形成了一个“错位”。所谓错位，主要指双方探讨的问题与兴趣方面，走着正好相反的方向而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知道，当双方在文学理论问题上认识各异，兴趣各别，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时，那时是难以进行交流与对话的。 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国人需要启蒙，也要救亡。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就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下，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 20世纪之初，王国维与梁启超开创了20世纪我国的两条文学理论路线。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美学的思想影响下，突破了中国文学历来所奉行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张文学回归自身。他认为文学、哲学应与政治分开，过去文学家常以兼做政治家为荣，所以总要使其创作依附于政治，结果使文学“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文学描写人生，而人生乃欲望与痛苦，三者互通，无从超越。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引入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现象结合起来加以评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最初的现代转化，体现了文学理论的现代精神。这是文学转向自身、力图确立文学理论主体性的一次尝试，并且又充溢着人文精神的关怀。 和王国维几乎同时，梁启超提出了另一种文学主张。戊戌政变（1898年政治改良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向文学，认为小说可以移人心，改风俗，强国民，救国家，在儒家“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把小说的地位与作用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这虽然同样符合现代性的需要，但于小说来说，实在是一种超负荷的“光荣”，埋下了后来文学理论失去自主性、主体性的伏线；极端政治化的主张，终于到了70年代末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这样看来，原本是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探索，却在相当长的过程中，受到严重的歪曲，并且最后走向反人文精神的绝境；原本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策动下进行的理论探求，却使其本身成为反现代性的理论酸果，暴露了现代性本身的悖论。 西方学者曾把20世纪称做批评的世纪，其意思是文学批评繁荣，学派众多，力图使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随着实证科学的飞速发展，随着对文学研究中使用的社会学的、印象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方法日益反感，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出现了转向内在研究的潮流。一个又一个的形式主义学派不断更替，对文学作品本体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讨，到20年代后，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主流，并同样延续到70年代末。 我在这里想要通过回忆来说明的是，如果双方都从20世纪初算起，到70年代末为止，那么双方在相反的方向上探索，十分巧合地经历了同样长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外文学理论在很长的时间里互不了解，自然也谈不上相互的交往与对话。 可是有趣的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约十来年间，在中国与外国特别在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之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第二次“错位”。 我注意到希利斯·米勒写于8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他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地‘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注：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林必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普遍的回归”当然表现为以往的不少学派、方法又活跃起来了，好像是复旧了，不过其实原来的多种方法，本来就没有被废弃，只不过失宠于一时罢了。就像解构主义80年代后虽然运用的人不多了，但作为人类积累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依旧保留了下来。这使我想起1985年茨维坦·托多罗夫讲过的话。在谈起结构、解构主义等思潮在80年代的欧洲已不很时髦时，他说：“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新的方法已不占统治地位，各种旧的方法也并未被否定，原因是各种方法的好的方面，都已被普遍接受，学校课堂上都介绍它们，并被文学研究者所使用。”（注：见拙文《法国文学理论流派》，《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但是一旦摆脱对于语言的过分依赖，新的学说如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人类学等学派就纷纷行时起来，于是发生了文学研究向人文精神的急剧倾斜。我曾著文谈到发生变化的动因时说：一是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历史运动、现实斗争发展的结果。二是西方文学实践发展所促成，原有的文学内在研究的理论批评，已无法满足新的文学实践了。三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趋势与自觉使然（注：见拙文《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256、257、258页。）。正是这种理论的自觉，西方文学理论开始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其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