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4)04-0113-04 一 个体的人，总是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人类长流之中，置身于“历史”之中。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人的历史化（体现为人的具体时空化）与人的文明化是统一的。人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同样，人的认识也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获得。伏尔泰说：“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人是什么，不是靠对本身的思考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11](p255) 不过，当我们试图深入一步理解“历史”时，却发现这一语词包蕴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历史的存现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有人称之为“历史的本体”或“历史存在”、“现实的历史”，也就是“史实”；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过去生活一种认识上的努力，人们称之为“历史的认识”或“历史意识”、“符号（文字）的历史”，也就是“史学”。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第二性的“历史”（史学）则是由主观确立的。历史概念的这种二重性，是物质与意识、现象与映象、客观与主观等二元世界在人类认识过去事物时的反映，显示出具体与抽象之辨。为了避免误解，人们试图以术语的区别来指称不同的对象，黑格尔就曾用拉丁语Res gestae和historia rerum gestarum分别称呼“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发生事情的历史”。但史实和史识（史学）是互动而难以严格分割的，史识正是人类为了认识史实而产生的。叶秀山说：“狭义的‘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文明史’，即人类的‘思想’、‘意义’不再寄生或埋藏于实际的物质世界中，而依靠‘记号’系统，自身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和保存方式，而这种特殊的保存方式，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人们对那个物质的世界的看法。……于是，在人们的现实的、实际的交往中似乎分化出了一种纯粹思想性的交往关系，‘历史’不仅仅被理解为实际的历史，而且也被理解为思想的历史，理论的历史。”[2](p175-176)由于“历史”都是对过去事物的记录和认识，而过去仅仅以某种实物、资料或记忆等非现时且不完整的形式存在，因此，历史（史学）本身的真实性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3](p244)贝克尔认为：“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4](p18)卡西尔则指出，对于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并非要将其“再现”或“再造”出来，而是企图借助于这些史料来“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从而认识事件，最终认识“人”自己过去的活动。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阐释学家才较为偏激地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存在，一切历史（史学）其实都是当代史。这种历史怀疑论观点显现出过于绝对的相对论立场，历史价值被彻底地悬置了起来。 对史学真实性和真理性的这种怀疑，只是人们对历史认识所持的不同态度之一种。历史学作为自身“历史”就十分悠久的学科，它自产生以来，便一直伴有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被称为“历史哲学”。类似于科学哲学作为科学诸学科的反思主体而存在，历史哲学是一门关于历史学的科学，它不再像一般史学家那样着眼于历史过程中具体的个别细节，而是超越这种具体性和个别性，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一种批判的思维，探寻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及其制约这种一致性的规律。然而，这样一种从宏观上反思历史学、并试图以寻找规律而达到超越的历史哲学，又受到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种新的历史哲学，对旧的历史哲学家所致力寻找的“意义”表示怀疑，对他们寻找意义的能力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真实地复原已逝的过去本身以及揭示这个尚未完结的过去的意义在逻辑上是否可能并非已经解决，而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相反，更重要的是认清对象的性质，重新确立研究的起点。于是，不仅“历史”具有了史实和史学两重概念，连反思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也具有了两个层次：一种是试图对历史总体做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另一种则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前者被命名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则属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5](p3-4)。历史学界对研究的这种多重反思，整体上顺应和契合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整个科学界、学术界的批判性潮流。对认识对象与认识本体进行双重观照与反思，以期确立学科建设的新起点、新方向，现代人文学科基本上都经过了这一痛苦的历程。 二 这里对历史概念的辨别，不是要作历史哲学式的深层探讨，而主要是为考察历史（史学）与文学的渊源与联系，确立一个可比较的理论基点。传统的历史学一直受到“靠近科学还是接近文学”这一争论的困扰。一方面，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以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推理的严密性，将历史看成一门科学，认为：人类历史的运行规律在历史证据齐备的情况下是能够而且必定被揭示出来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史学看成文学的姐妹学科，甚至视为文学的一个门类，从而使史学远离于科学。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占据了争论的主流。说历史不是科学，主要是因为历史所处理的材料是人类过去的行为，但“人不可能双脚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的流逝性决定了历史事件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种稍纵即逝的事物自然难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科学寻找的是规律，而规律必须能够被反复证明。历史不表现一般，转瞬即逝，不可重复；历史事件的个别性、独特性也因此成为缺乏“哲学意味”的理由，正是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强调“诗比历史更永久”。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史之辨，本意上并非割断诗与历史的联系，而是基于“依哲论诗”的出发点，欲为诗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事实上，古希腊人强调诗与历史的本质联系，显然要比强调二者的差别更多。希腊神话的九位女神中，司历史的女神克莱奥居于首位。在古希腊人眼中，历史隶属于修辞学，合格的历史学家应该富有激情且充满想像力，以优美的言辞和逼真的叙述，使人们像阅读文学一样获得教益。因此，古希腊的早期神话作品，不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是诗与史的合成。《荷马史诗》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比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还要早大概300多年。值得一说的是，这种诗史结合的“史诗”，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被当作文学表现的最高形式而尊崇的。希罗多德以降，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寻求和论证诗与历史的本质类同，希望唤起历史学家恢复历史学与文学的天然联系。克罗齐在早期曾认为，历史和艺术在形式上是共同的，都致力于表现特殊事物，都是一种“叙事”；只不过历史表现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艺术所描写的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真实的事物是可能的事物的一部分，所以历史是艺术的一部分。关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异同的探讨，基本上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的。这一探讨在新历史主义学者那里显得尤为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