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知识分子似有受宠若惊之感。 一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赞扬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礼贤下士，倾听那个自称高阳酒徒的狂生郦食其的谏言。他特别说“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可见主席对知识分子安邦治国重要性的高度估价。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四月下旬他又在二届人代三次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四月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垂涕而道”，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知识分子脱掉了压在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戴上了“王者之冠”。 四月，几经曲折的“文艺八条”终于加上了红头，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文艺界有人提出立碑为志。随后，电影、戏剧等各文艺门类都订了各自的条文。影响较大的是电影“三十二条”。 五月，“全民文艺”社论出台。 后来才知道，关于经济形势、国内阶级矛盾、知识分子问题中央高层领导中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广大干部（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当时是沉浸在脱帽加冕，气候温暖的喜悦之中 。 从六月份开始，文艺界领导人周扬、齐燕铭、林默涵、何其芳等积极地分别抓文艺方面的政策调整、机构整顿，落实广州会议精神，贯彻“文艺八条”。 七月初，文化部召集省市文化局长会议，齐燕铭主持。会议重点是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整顿文化团体，同时贯彻“文艺八条”，抓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齐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团体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盲目发展，造成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将三十三万多人，精简十二万人。他特别提到出版社发展过快，编辑人员不足。后来由中宣部发通知将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原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齐燕铭在谈到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一、质量数量问题。大跃进中有的三天出一本书，争放卫星，比数量不注意质量。决定发通知强调质量第一，文化产品是以质量取胜。二、普及与提高问题。有的地方认为讲提高是资产阶级。三、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政治挂帅挂到业务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文革”前夕《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认为政治挂帅应该挂到业务上。《解放军报》马上发表社论批判《人民日报》的观点）。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问题。齐燕铭介绍了文艺干部工资太低，稿酬、工资制度不合理的情况。青年演员最低工资十八元，像白淑湘这样的尖子演员工资才六十五元。根本谈不上按劳取酬。 齐燕铭还提出文化团体的改制问题，即国营、集体、个体经营三者并存。如书店有的可以个人经营等等。周恩来曾提出可以考虑办个别的私人出版社作为辅助。这些有益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设想未能实现。 齐在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点指示：一、存在分散主义。中央各部门分散主义严重。好的是外事、军事。其次是宣传、农村。其他部门在做什么，有什么想法？不晓得。作个规定，每月底向中央写个报告，三、四千字。半年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写两千字。有的随时反映。二、甄别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一风吹。 毛泽东在讲到国内国际形势时，引了《孟子·告子下》中的一段话。他说：孟子在告子篇中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毛主席在国家还处于忧患时，就提醒大家，不要只思安乐而忘记外有帝修，内有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不能忘记。但在当时好像许多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林默涵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八条”的专题讲话。 与此同时，周扬、何其芳抓文学研究所的五年研究规划。并在中宣部专门开了一次会议。何其芳、余冠英、唐韬、钱钟书、卞之琳、罗大冈、季羡林、戈宝权、邵荃麟、刘导生等领导和专家发了言。部内到会发言的有许立群、于光远。 何其芳汇报了所里研究的情况。他说：在整风以前（指一九五七年整风），文学所方针还算明确的。即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理论；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注意培养青年。只是对现状研究不够。整风反右以后，认为过去是资产阶级道路，现在看来，批评得太过火了。一九五九年文化工作大跃进，照搬周扬同志的报告。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文学遗产，集体写书，强调快。二十天要写一本学术著作，太简单化。何还介绍了五年规划的要点。 其他专家发言中对反右、大跃进以后出现的问题都谈了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加强基础理论的建设，系统地研究问题。 就在这期间，作家协会也反复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改进方案。其中一个具体项目就是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原拟分南、北两个地方分别召开，先在北方开，会址选在大连。这就是“文革”中大批特批的“大连黑会”。林彪、江青的《纪要》中“黑八论”，两论出自这次会议。 （二） 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大连会议的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宣部文艺处派人参加了会议”。这人就是我。中宣部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大多是被派的，这次例外，是我自愿投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