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两年是沉寂了许久之后的小说界又热闹起来的一个时期。1994年的元月，是《北京文学》与二十多位京中实力派作家共同推出“新体验小说”；2月， 是《上海文学》以刊发青年作家刘继明的小说为“由头”推出“文化关怀小说”；4月， 是《钟山》杂志在结束了历时数年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后，转而与《文艺争鸣》杂志联袂倡导“新状态小说”。这是举其荦荦大者。其他还有诸如“新都市”、“新市民”、“新历史”、“新表现”、“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的小说界向来是作风稳健的，即使是闹“现代派”，也只是几个人闹闹而已，也没有见谁去举个什么旗号。倒是诗坛，从“朦胧诗”开始，就没有平静过，以至于86年一年一口气就闹出了几十种旗号。诗人因而也就常常遭来人们的耻笑。这正应了杜工部的一句诗：“轻薄为文哂未休”。只是这些派诗人的“当时体”后来究竟未能如当年王、杨、卢、骆的诗那样“不废江河万古流”，算来到底还是被人们说着了。 不到十年的功夫，小说家何以也“轻薄”起来了呢。如果说数年前诗坛的躁动是受着喜好标新立异的西方诗坛的影响，还有那么一点新进少年的个人意气的成分在内的话，那么近年来小说界的旌旗招展，就该用得着武侠小说家古龙的那句名言了，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想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文学，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大约该莫过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在这个背景下，文学自身所发生的转型变化了。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文学的商品化问题尚在讨论之中，虽然也有一些吞吞吐吐的肯定意见，但主导的倾向却是否定的。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的因素在逐步扩大，文化市场也日渐繁荣，迫于某些文学门类（主要是所谓通俗文学）在文化市场的商品化已是既成事实，关于文学商品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才有所松动。但是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文学还是生存在一个长期以来由计划支配的生产和消费的体制（准确地说应当是非市场体制）之下，市场或消费的需求对文学几乎不发生影响或影响极小。所以这期间尽管纯文学已经跌入低谷，作家们也只不过有那么一点失去当年的“轰动效应”的不安和怅惘，并没有产生什么生存的威胁已经逼近眼前的紧迫感觉。 进入九十年代就全然不一样了。市场不但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轴心与主宰，而且还以它的轴心与主宰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国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以及趣味与爱好。这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领域，同时也要波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广泛范畴。当国民以他们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培养起来的新的素质和成长起来的新的需求面对文学的时候，文学也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他们当作被动的受体和教化的对象了。他们作为市场的“上帝”和消费的主体，有权利也有力量选择和决定文学的生产。加之文学的流通领域和传播渠道——出版、发行体制和文学自身的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也迫使文学不得不适应这种新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新的消费主体的需要。故而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势下，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如何生存下去并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依然能够保住自己的一块独特的领地。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也许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可能性，但是最有效的选择自然莫过于以商品的原则从事带有商（不是商品也不是商品化而是带有商品的某些属性）的文学产品的生产；按市场的规律组织已经“物化”为商品的文学产品的消费。于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景观，即文学的商品化“包装”和商业性“促销”活动。1994年小说界的扯旗号，不过是这一奇异文学景观的一处独特景点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实在也是一种逼不得已的生存的需要。 文学殿堂向来是神圣的所在，容不得半点金钱和功利的污染，即使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也不能容忍。小说界的这种走向市场的举动于是也便招来了文学界内外的许多非议。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容不得我们作理想的选择。鱼和熊掌能够“得兼”自然是好，但孟老夫子分明教导我们要在两者之间作一番艰难的选择。以文学的现实处境而论，是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环境继续有效地生存下去，还是自外于这样的环境，任其衰落以至困于窘境而不能自拔，这几乎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选择命题。所幸达尔文氏的进化论传入中国甚早，文学亦深明“适者生存”的道理，相对于选择后者的“自取灭亡”而言，自然是选择前者更为明智，也更合乎天人之理。更何况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学也不是一个全然被动的受体，它同时也要对环境作出积极能动的反应和调整。这种反应和调整，必然会导致文学对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去行为进行一番检讨和反省，于是环境的力量也便借助这种检讨和反省的作用一变而为发自文学内部的革新、进化的趋向和要求。正是基于这个尽人皆知的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当前的小说界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采取的种种现实的策略手段，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新时期小说在迭经变化之后，从艺术上所作的又一次企图超越过去阶段的选择和追求。 二 如果从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善意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或者说也是比较辩证的）角度来理解小说界近年来所打出的种种新旗号的话，那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他们所作的选择和追求，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超越过去的趋向和企图：其一是关注现实的热情；其二是主体介入的要求；其三是艺术融合的趋势。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不能说前此阶段的小说就没有关注现实的热情或者完全不关心现实问题，恰恰相反，新时期小说的第一个潮头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为标志的。但是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说界热衷于种种形式的艺术实验，相对而言则减少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勇气，毕竟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虽然这以后的纯文学走入低谷不能全由小说界的艺术实验负责任，但八十年代后期继起的“新写实”却又分明是从切入现实的角度对前此阶段的艺术实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拨”。这同时也表明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的艺术行程之后，又萌发了一种在更新的意义上重新回归现实的强烈要求。近年来小说界的各种新旗号虽然都在努力标示自己与“新写实”的本质区别，但这实在不过是历来自创门派的人耍惯了的那一套“自神其教”的伎俩和现代的广告包装以广招徕的需要，若就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来的对于现实的关注的热情而论，完全应当看作是“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一种自然的延续。区别只在于“新写实”提出的前提是对前此阶段小说创作中各种“过激”现代主义艺术实验所作的“反拨”，因而它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更多地是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不是回到现实生活本身。这也就是许多被人们称之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的“新写实”代表作，其实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以至后来竟相继进入“历史”领域（是就一种创作现象而言，并非说现实主义不可以从历史中取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所在。相对而言，近年来小说界的各种新旗号倒是真正具有一种回到现实生活的愿望和热情，《上海文学》的编者在谈到“文化关怀”小说的创作背景时说：“文化关怀”小说“是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则说：“新状态文学是90年代的文学。它书写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导致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新体验小说”更把“亲历性”“真实性”作为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追求来看待。凡此种种，都说明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实在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嬗递更迭的逻辑使然，而是同时也有或者更多地是来自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的吸引和驱使。正是在这一点上，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一方面承续了“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回归倾向和创新追求，另一方面同时又把这种创作原则运用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映和热情关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正回到现实的家园而不是艺术的禁苑中一件传世的摆设。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才算在主观愿望上表现出了一点对于“新写实”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