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一切事物的兴衰成废，都是在相应的时间与空间中完成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晚清时分，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只是这些年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多没有把空间的因素考虑进来。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①，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交替论②，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③，以及早些年的启蒙和新民主主义解释学等，都只是时间上的考量，而无空间方面的质诘。 以时间为经，察古今之变，这是治文学史的基本方法，本无可厚非，但若缺乏必要的空间维度的观照，固执于时间一端，则必然会导致对中国文学古今转换的把握出现某些盲视和偏见。这种盲视和偏见，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客观存在着。比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格的把握，我们历来强调的都是其“反”的性格，或曰“反传统”，或曰“反古典”，或曰“反封建”，这就是执于时间思维框架的必然结果。我们要么以古证今，要么以今论古，目力所及，必是古今的相对和相异。所以，单从时间角度思考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别，确实问题很大。 从另外一层意思上讲，空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还不仅是一个“场所”，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结构性要素。《汉书》有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④按照这样的说法，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根源于天变，唯有天变可引动道变，进而带动器变。所以，天变是第一性的，也是最高层级的变化。那么，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来说，何谓其天变呢?我以为，近世中国人天下意识的崩解，新的世界意识的诞生，就是它的天变。这个天变为中国文学重新制定出新的空间秩序和文学关系。与天变相比，文学观念的变革、语言的变革、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段的变革等，不过是道变与器变而已。在文学变易的链条上，它们都是天变的结果，其重要性当然不能与“因”相提并论。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空间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古今转换的文化逻辑进行思考。我想具体讨论的是：近世中国从天下体制向列国体制转轨，究竟在哪些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构造与发展?这个转向又是如何冲击着我们的文学传统、型塑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本质?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与古今之别，如何从这个转向中得到说明?我的逻辑前提，是把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置于天下与列国体制中，以观其属性，然后从体制的演变考察文学古今演化之脉络。 一、空间转换中的文学自我与他者 以天下与列国空间意识转换的角度看晚清之际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文学自我与他者的内在差别，以及二者间关系的改变。我们知道，世间一切文明、文化和文学系统，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衍生出特定的自我与他者，这是各文明、文化和文学系统内在活力与生机的自我辩证。 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学上自我与他者的内外分际是与文化上的分别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是文学、文化还是文明，其中的我、他分别，都由天下观主导。在彼时人们的天下想象中，世界被划为“中国”和“四海”。自我是居于中央的“中国”，而他者则或蛮、或夷，或狄、或戎。这里的我、他分别，虽以空间性的“中国”—“四海”相标识，但却绝非以空间为准绳，而是有着鲜明的文野考量。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⑤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夷、夏之分别，不在地区、族群，而在礼仪和人伦教化之有无。有“中国”人伦礼仪的，虽夷亦可以“中国”视之；反之，虽居“中国”，亦当以蛮夷之族视之。 这个自我与他者的演进还可从地理空间来看。早在殷商时期，黄河流域的商人就创造出较为完整的文字书写系统，“商人及其后的周人，取得了记录与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从此奠定‘中原’为中国核心的正统”⑥，故而中国文学早期的自我，即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为中心。此一中心，亦是《诗经》的诞生之地。之后在政治、军事、商贸、移民、谪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我”—“他”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渐有自我的开拓和他者的归化。在秦灭六国之前，南方的荆楚、东南的吴越、西南的巴蜀等地，均被塑造为中原地区的他者。嗣后，则因为秦汉的扩张相继被纳入自我的版图，荆楚、吴越、巴蜀渐有自己的文学产生。待秦定天下，“中国”初具雏形，秦政权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融合。自此，中华文明体系内的自我与他者逐渐转变为中原王朝与边陲——尤其是生活在北方和西北的狩猎民族之间持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文学的我、他关系，亦主要以此为轴而渐次展开。 古典文学阶段，中国文学自我与他者的演化尽管殊为复杂，但二者之间相互的冲突与融合基本上都是在中华文明体系内部完成的，其间虽有佛学、中亚音乐等来自域外的影响，但毕竟不是主流，这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境遇有着天渊之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彻底解体，在被强行拉入现代性的列国体制之后，中国文学固有的我、他关系，再也不是天下体制之中的夷夏之辨，而是转换为国别性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相持。这个世界文学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固有的历史轨辙。晚清文学家、外交家陈季同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⑦此一天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自是难以估量，但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当属中国文学的内部融合时期，而现代文学则显属外部融合时期。两种经验，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