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0 周扬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这双重身份的重叠与糅杂，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周扬从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开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并自觉根据中国革命文学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改造，其中国化探索在其不同的文艺思想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探索主要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中国化改造；在20世纪50、60年代，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官方代言人，周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宣传；新时期开始后，周扬又通过对自己文艺思想的反思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可以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探索的轨迹，浓缩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特征，尤其是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和中国化改造更是深刻影响了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文艺运动的历史。总之，在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变并反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上，周扬是我们绕不开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 一、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与阐发 周扬一生都致力于苏俄文论的译介，并以苏俄文论为基底建构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在学界是不争的事实。苏联文学、文论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重塑了他的批评语言，改造了他的批评方法和模式，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了他从事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批评方法。周扬之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基于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求，因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之前，曾经名噪一时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显示出明显的弊端：一方面，它没有实现与现实历史的、客观的结合；另一方面，它没有真正触及现实主义的核心，只是将旧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机械结合在一起。①正是在现实主义方法遭遇瓶颈的背景之下，周扬引入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前苏联和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与阐发是周扬早期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中，周扬就已经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以及它对苏维埃文学的重要意义。两个月以后，他又专门撰文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的背景、含义、特征等等，这篇文章就是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此后，他又先后写了《现实的和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等一系列文章继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补充和深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将其与“五四”文学传统、“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及政治斗争、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现出同中国文艺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周扬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与阐发，就其核心内容而言，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本质问题：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及其与真实性的关系 作为左翼文艺运动宿将和解放区文艺工作领导者、组织者的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和40年代的“王实味事件”中，就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及其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本质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周扬驳斥了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所谓“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文艺应当表现完美的人性”等观点，认为这些抹杀了文学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见解通过宣扬文学的超阶级性来否定文学之于政治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文学的武器作用。在他看来，阶级性是文学的必然属性，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同反动意识斗争的有力武器。因为，从客观因素上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仍然存在的社会里，文学是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从主观因素上看，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只是生物学的存在，更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胡秋原也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但他只是把阶级性看成是构成文学的因素之一；而周扬却将阶级性当作文学的首要、根本的属性，不承认文学拥有真正的自由，也不承认文学可以表现超阶级的人性。尽管周扬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的特殊性，试图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兼顾文学自身的规律，但在当时的革命氛围下，难免沦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