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化研究都在不断升温，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是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扩大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许多过去传统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东西，如侦探小说、科幻作品、哥特式恐怖故事等等，现在都成了研究的热点。而另一方面，过去所谓文学经典的地位却在下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且不说经典有时被通俗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就是这样与非文学文本平分秋色，本身对经典的价值也是一种贬损。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或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是走向分裂还趋于融合？多年以来人们感到这种对立的存在，但它们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统一起来？ 文化批评从很大程度上说与文学理论的兴起密切相关。所以这种对立还隐含着具体作品研究和理论研究在方法和倾向方面的对立。自五、六十年代起，英语国家开始译介欧陆的新理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理论便进入大学课堂，正式学院化、学科化了。在“理论的时刻”降临之后，许多批评家对传统文学研究提出了质疑。什么是文学成了问题，文学研究的对象需要重新加以界定，而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传统的作者研究就受到了当代主体理论的挑战。1968年，罗兰·巴尔特发表《作者之死》一文，并产生很大影响。作者作为个人存在的理论基础，即笛卡尔以来的先验主体理论受到抨击。与作者观念相关的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也受到自新批评之后最严厉的批判。再如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也不反映现实。相反，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系统对其分割、划分，即对其结构化的结果。〔1〕因此，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就不能保证对作品意义的把握。除了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外，新理论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如“想象”、“整体”、“有机性”、“形象”、“形式”、“多义性”等等均提出了挑战或新的理解。虽然文学理论是新兴学科，但理论著作汉牛充栋。到后来，理论本身也被看成是具有某种语言风格等审美特征的“作品”，成为研究对象。1982年出版的一本书《美丽的理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话语形象》宣称，理论著作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形象的景观，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形式。我们甚至可以不去过问问题及其答案，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语言游戏和思想乐趣。〔2〕 但是，就在文学理论向文学研究不断渗透，理论思潮不断扩散，“理论大战”不断升温的时候，英国学界仍然涌动着一股能量巨大的潜流。这股潮流从表面上看不事喧哗，但有一种内在的坚定与执着。这就是F.R.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或者说是他从马修·阿诺德那里继承的文学信念：即当一个社会中宗教、哲学不能提供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文学便取而代之，成为信仰、道德和传统价值的基础。利维斯把这一观点应用于具体的文学研究，规定了一系列英国文学经典的范围。从乔叟到玄学派诗人到华滋华斯，从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到D.H.劳伦斯，利维斯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英国文学的认知图”。〔3〕这幅认知图所代表的是一个纯文学的堡垒。 利维斯从中读出了对工业社会、物质文明、实用主义、低俗文化的反抗。他读出了文学的思想价值、情感的社会意义。他倡导文学的审美经验。“生命”、“体验”、“复杂性”是他常用的批评概念。文学是“被感受到的”，是诉诸直觉的，是“活生生的”对生活的理解。在平庸的世俗生活和实用的商业社会中，只有文学是一块净土，它提升人的生存价值。 利维斯的思想和文本分析方法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雷蒙·威廉姆斯在七十年代说，在英国小说的研究领域，“利维斯完全胜利了”。“无论你和谁谈起英国小说，包括那些对利维斯有敌意的人，他们实际上都是在重述利维斯的英国文学史观。特雷·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导论》（1983）中也认为，“不论《细察》杂志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今天的英国，学英国文学的学生，不管他们知道与否，都是利维斯主义者。”〔5〕然而， 这位塑造了几代人文学趣味的批评大师从来不奢谈理论。三十年代中期韦勒克曾经要求利维斯明确他的理论立场，用“更抽象的”术语“保卫”他的批评实践。利维斯拒绝了这一“理论化”的要求。他说，哲学与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哲学是“抽象的”，而诗是“具体的”。“诗歌中的词语并非要求我们‘思考’和判断，而是要求我们‘去感受’或‘投入’—使文字中的复杂体验得以实现。”〔6 〕批评活动就是要从作品中获得具体的反应和完整的体验。 这一立场就是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立场。它强调具体的文本及其构造，强调文学的内在价值，强调对作品的细读和直接感受。它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即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纯文学区别于通俗文学，经典区别于畅销书的审美特质。文学有它自身的规律性。非文学文本比如传记材料，历史材料以及其它文化形式只有在帮助我们阐释和理解文学作品和再现审美体验时才有价值。这一思潮广泛流行于大学英语系的教学之中，也在文学辅导丛书如著名的《鹈鹕英国文学指南》（Pellcan Guideto English Literature,1954—61）中体现出来。 这一审美倾向因其贴近文学阅读实践而影响广泛。不仅如此，利维斯的追随者也经常对新的理论和批评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鹈鹕丛书的主编鲍里斯·福特（BorisFord）在1990年《伦敦书评》上撰文对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等时髦批评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丝毫不以为这些人的文章传达出对莎士比亚的感受，或者重述了作品的含义。也许他们从来就认为，老师帮助学生欣赏莎士比亚，让学生为莎士比亚所感染，让学生理解戏剧和诗歌形式如何产生出这种感受等等，这些事都与他们无关。”〔7 〕这些批评使得许多理论家不得不为文学理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辩护。 拉芒·塞尔登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93）一书的序论中花费很大篇幅阐述文学理论的必要性以及自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过程。〔8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前言中也阐述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文学理论并不比其它学科难，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清除关于理论的神秘感。他说，“我试图使这一学科……得到普及。”〔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