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民间去”到新文人传统 二十世纪初年，知识分子曾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李大钊，周作人，梁漱溟，顾颉刚诸知识界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这场文化运动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五四运动若干理性口号的具体实践方面，如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神圣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反传统、反儒学确立新的再生价值观……而其中心内涵乃是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虽以民间作榜样，实则是试图为新世纪勾画一个发展的蓝图。二十世纪初年的这场民间文化运动，影响显然十分深远，不说晏阳初的定县改革、梁漱溟的山东试验区、陶行知的晓庄示范，抗战时期鼓子词等民间形式的复活，京派乡土文学，海派鸳鸯蝴蝶四说是其直接体现，就是毛泽东这一代革命者亦将“到民间去”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的革命原则加以发扬，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纲领，五十年代工农兵热潮，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均一以贯之地体现“到民间去”的文化哲学。 新时期，大批学者对二十世纪这股浓盛的“到民间去”文化运动，用俄国“民粹主义”一语概括，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固然增添了到民间去的革命性，却也不可避免地将一场文化拯救运动狭隘化为一种功利性追求，最终在这样一个狭隘理解的前提下，将其作为一段政治历史加以抛弃。于是，我们看到，新时期第一个十年是一个不断以新文人传统精致文化取代民间文化的进程。在这个活动进程中，新时期文学以民间生存状态中不断提取若干抽象的观念加以阐述，如伤痕、如迷惘、如荒诞、如魔幻、如孤独、如本能。新时期文学在这样一些概念性的逻辑推导进程中一步步走向西方的智性文化。也就是说，新时期对二十世纪整个上半期民间正统、民间思维方式的抛弃是以建立西方智性的新文人话语为目的的，而这种追求乃是表象继承五四文化精神、自由主义文化哲学为前提。新时期文学的确短暂地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新文人话语启蒙当代中国，但这种有效性很快随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而告终结，一个智性毁灭的新时期很快到场，其高峰体验是八五年左右的现代派文学和寻根文学。 对现代派这样一个文化横移的变种文学，认识它的非民间性、反民间性特征是容易的。它所塑造的人物，所表达的生活，所展示的环境影像，所宣称的理性哲学均是异域化的、西方性的。这就难怪它会陷入伪现代派的争议之中。对于寻根文学，人们的认识显然没有这般一致，有人认为寻根文学是最本土化、民间化的，它是国人心灵在异域文化观照下的一次大陈示、大暴露；有人认为寻根文学是最西方化的，它借一种根的展示将本土完全彻底西化了。尤其是韩少功《爸爸爸》所塑造的“鸡头寨文明”，完全是“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孔多镇”的东方幽灵。从“到民间去”的观点看寻根文学，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文学所抵达的民间显然不是本土生活中实存的民间，它只是一个西方性文人眼光窥伺后变形的民间，它所揭示的意义并非民间的而是西方的，鸡头寨的巫术氛围和亘古不变的文化观也许是本土事实，但其中所蕴藏的末世情调、精神病症状乃至生命活动规则却绝不是本土的。寻根文学所寻的根，假如的确是一个粗大的本土之根的话，它也是一八四○年以来殖民历史所造就的殖民之根，从这条根上读解本土，我们充满的是绝望、失语、孤独和毁灭。正因如此，韩少功等寻根作家一旦寻到这条根后，就陷入失语的绝境。 至此，我们看到，新文人话语的“新”主要体现在其西方性维度上。文人话语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型语式，它经屈原、庄子、扬雄、枚乘首次阐发，曹植、鲍照、竹林七贤而至唐宋八大家，基本奠定以儒学为政治纲领，以老庄为生命归依，以文言文为规范表达符号，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追求的文人话语体系，文人话语在晚明进入狂放，清一代进入没落，近代即趋于解体。新文人话语是建立一八四○年后进入的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它经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大力推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激进宣扬，在梁实秋、徐志摩、胡风、周扬、废名手里已运作完善。新文人话语以民主、自由为政治纲领，以科学进化为生命归依，以白话文为规范表达符号，以启蒙救亡人道为人生追求。新文人话语于三、四十年代繁荣发达，随民间意识形态化的共和国时代抵达而趋于没落。我们看到，当代文学十七年中，新文人热衷的人性抒情，小资产者生活表现的闲适品味统统被打入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冷宫，而不复存在，新农民新军人新党员新干部成为此期文学主流。随着新时期十年再度西化高潮的到来，新文人话语从两个方向得以复活并成为主流话语。一个方向是由伤痕、反思文学所代表的政治性新文人传统复活。在这个复活中，人性、人道话语四处充斥，民主、自由意识随处可见，启蒙的话题再度提出，鲁迅一代的思考和新时期文人的思想极为合拍。另一个方向的新文人传统复活虽未有潮流式景观，但邓友梅对人物化文物的把玩，陆文夫对文物化人物的品评，汪曾祺对流落民间江湖化石型人物的叹赏，贾平凹对明清文人情趣的追恋，仍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清晰的新文人闲适传统逐步回归、确立的发展路线。新文人传统第二个方向的西化性也许不如第一个明显，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但由于其立场的第一方向性，对民间更多持把玩，叹赏心态而不是持民间正统、民间生命力观念，故它恰是新文人传统确立后的典型特征，是新文人作为本土拯救最大危害的集中体现。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最新文人化的群体。将寻根、反思作为新文人传统复活的理性基础，邓友梅、陆文夫、汪曾祺、贾平凹看作最清晰的新文人传统复活关节。这是大多数人能够赞同的，但将先锋文学也纳入这一群体考察，却稍为困难。不过，先锋文学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人极端地说，先锋文学不过就是西方五本书的复写、扩充，这正说明先锋文学的极端西方性。也就是说，先锋文学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已具有了充足的新文人形态，关键是它在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书写特征，如果它的书写特征亦是新文人化的，它就完全是一个新文人群体。在我们看来，先锋文学的书写特征正是新文人化的。第一，本土颓丧。先锋文学对待本土的历史态度是非常阴暗的，认为它不过是一个颓丧的寓言：本土、人性、生命、性、群体规范和组织乃至暴力都在颓丧和走向颓丧的进程中挣扎和毁灭。先锋文学的这一本土观念正是西方对待本土的态度，西方文人认为，本土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早已腐化堕落、四分五裂，任何新产生的东西都是带有病毒元素的事物，不可能新生。连人民共和国这一与新建、资产意识形态决裂的新国家也不例外。第二，本土的神秘。西方对于东方本土的一个持久观念是，东方是个奇异的国度，一切均不可思议。先锋文学继承这个不可思议的东方观念将东方完全彻底神秘化，《迷舟》《大年》《青黄》《风琴》《鲜血梅花》《劫数难逃》典型地构筑了一部东方神秘史。东方作为一个有自己文化的区域，其不可思议性本来自其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它是自在理性的自在运作，它的不可思议中正包含了本土人民充足的生命。如今先锋文学重复西方观念，只重视其神秘的不可思议，却忽视其生命理性，导致的结局只能是抛弃而不是认识、继承、发扬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