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舞：最近重读你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的《潜流与漩涡》一书，觉得你的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很有现实性，但这个问题被很多人漠视，甚至有人不敢提这个问题，觉得提了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便干脆把这个问题置之一边，使得带着障碍进行创作成为一种习惯。诚如你说的：“以遮掩的方式曲曲折折地抒发真情，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特性。”现在想来，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不满足（不仅仅是小说，也包括诗歌和评论），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我们期待的大作家没有出现。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前面就是二十一世纪。我想，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假如有大作家出现，那么出现大作家的条件首先就是作家能破除创作上的心理障碍。 王晓明：我讲的心理障碍，从那本书里讲，有许多类型，但相当一部分有共通性：作家感觉到心中有某一种冲动，甚至很强烈，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反而将它抑制或者减弱，甚至干脆把它推到内心深处，我想你主要指这一点吧。如果出不了文学大家，从作家个人一面看，这大概确是主要原因。我始终有这样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不比其它国家差，而且所遭遇的外部生活的刺激也非常强烈，甚至比其它地方更强烈一些，但就是由于这种自我压抑，作家没能够彻底放开来想，放开来写，所以始终出不了大作品。问题是，为什么作家要压制自己的内心冲动？一个原因自然是处境太严酷，鲁迅在二十年代说过一句话：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从更内在的方面讲，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作家好像是缺少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这个“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世俗处境，他对自己的处境看得太重，太看重社会对他的评价，包括太看重作品的出版，希望自己现在就得到某种承认。社会的承认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价值，比这更重要的关怀。前一阶段我们讨论人文精神，也就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普通人也好，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活在世界上，应该是能感觉到，有比实际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问题值得他关心的，这也就是你说的灵魂问题。其实伟大的艺术都是对灵魂的关注，是对这种关注所激发的激情的体会，如果一个作家对这些东西有强烈的感受，能陷进去，不顾一切地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如果不写出来，他的灵魂不得安宁），那就好了，我想，睥睨一切的气势和境界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不能选择时代，这是由我们出生的时间、地点决定的；而我们比较有能力做的事，就是培养一种承担这个时代的重负的能力，然后在这个承担的前提下努力做一个可以称做人的人，对作家来说，就是做一个可以称做作家的作家，在原苏联，会出现帕斯特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作家。帕斯特尔纳克也有他的现实处境要关心，他是否考虑到社会的挤压呢？也考虑，政府说：你如果去领诺贝尔奖金，就不要回来了。他就拒绝领奖。但在写作时，他却不考虑这一切，他不会把自己内心真切感受到的许多的东西删除掉，他一定要完整地写出他的灵魂。比较起来，许多中国作家就是缺少这个东西——一种不写出来就感到不安，一旦写起来忘乎一切的激情。我把这种激情的缺乏归之于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缺乏，而不仅仅是缺乏勇气，更不仅仅是缺乏才能。 铁舞：你在《潜流和漩涡》中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文学应该是超功利的精神天国，因此，你不时地表露出对自己未能潜心于艺术分析，不由自主地要跨进心理和思想研究的领地，即使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也还是常常要东张西望的遗憾。我相信这不是谦词。你做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拯救一种被遮蔽了的文学精神。我所说的文学精神是文学自身的东西，一种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光芒。中国是体现“功用诗学”的古国，所以我对你批评知识分子一开口就是“人生”、“现实”和“意识形态”，感到很理解。古老的“功用诗学”对纯粹诗学的精神阻碍性，从《诗经》就开始了。这种“功用诗学”在现在的文坛上依然如火如炽，表现得非常强烈具体，而且戴着种种标签，也许我们无法阻止这种现象，但问题是，要产生大作家，就必须超越“功用诗学”，走进精神的光芒里去。文学发展至今，对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作家都提出了对生存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任何功用都不能和它相比的，我认为，惟有这种关怀才是至高无上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不能阻挡许许多多功用性文学的存在，但我们更应该呼唤肩负终极关怀使命的大作家出现，那是真正的文学，世界意义的文学？ 王晓明：最近，我和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交换过一个感想，我对他们说：我们是文学专业的师生，可是我们上课讨论的内容大部分却是在文学之外的，是应该在历史系、哲学系里讨论的内容，例如思想史啊，文化史啊，而文学专业应该讲的东西反而很少，这不大对头。再想到我自己，以我个人的性情来讲，最愿意写的，写得也可能最顺手的，其实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性、分析性的文章，可实际上呢，我写下来的大多数文字都还是属于思想史的研究，是对知识分子、作家精神状态的分析，从这一个意义上讲，我活得很被动。现实生活的刺激，那样有力地转移我们的兴趣，逼着我们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去做我们其实并不非常适应却又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不能自主，一个人的生活的被动性，没有比这更深刻的了。推而广之，你所说的“功用诗学”在中国那样源远流长，一直到二十世纪，文人一开口还是人生呀，现实呀，意识形态呀，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被动性在更大范围上的表现。这就使问题复杂了：一方面，作家介入社会现实，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责任感，是可以理解的事，尤其在特定的时刻，这种姿态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有很难得的道义感；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大范围来讲，文学还应该表现出它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的那些价值。照我的理解，至少在现代社会，文学艺术已经成为人保持自己的精神丰富性，甚至发展这种丰富性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也好，道德也好，更不要说实际的物质经济生活，都在使人平面化，甚至那些以逻辑方式展开的学术活动，也会加剧这种把人挤压成单向度的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的趋势。个人在这种巨大的挤压面前，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都是被动的，而只有艺术创造和艺术体会能另外给我们开辟一个世界，给我们网开一面，我理解你说的，唯有这种使命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功用不能跟它相比。所谓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里，也就是力图保持人的存在的丰富可能性，而文学的精神深度，也就表现在这个上面了，包括你说的世界意义的文学，“世界”这两个字就体现在这上面。一个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生存的主动性，能不能不受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状况的限制，比较自由地扩展自己的精神领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所谓大作家，就是指能够保持这种精神主动性，不被特定的现实完全压扁。说到终极关怀，每一个人都会向自己提供某种对生命意义的解释，譬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人，以为人的价值就是过一个富日子。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可、接受这个解释，根据它去决定自己该怎么做。但我们讲的终极关怀，就是不甘心这样，不满足这样，要在根据物质利益作出的种种选择之外，追求对生命意义的更有深度、更内在、更为根本的答案。这种答案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因此，这种关怀，经常体现为迷惘、焦灼的痛苦，但也往往以此体现了人的精神主动性——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