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这一文学史的分期术语正式见诸刊物是在1992年①，但提出这一概念的时间也许更早些②；时隔不过一年，这一出自中国文学语言的文学史分期概念便被译成了英文Post-New-Period而见诸欧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主流刊物，从而为西方学者，尤其是海外汉学界进一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可与国际性的文学史分期相接轨的新视角。但与人们的期待相悖，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所遇到的冷落大大多于招来的批评③。作为这场讨论的直接参加者和推进者，我在本文中不得不同时以双重身份出现：理论描述者和经验研究者，前者使我朝着将“后新时期”理论化的方向迈进，而后者则促使我与之保持一段距离并使之学术化，但最终的目的仍是从一个新视角来描述本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文学的现状及走向。 “后新时期”概念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对文学史进行分期，历来就是中外文学史家们所关注的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勃兴，文学史也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而六十年代接受美学的崛起更是为新文学史的撰写和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学撰史学(Litesary historiography)领域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趋向：摈弃传统的通史写作，重视断代史论相结合的描述；摈弃由一人从古到今的求全尝试，代之以多人或多国学者合作撰写的具有国际性、学术性和比较性的“新”文学史，摈弃单一的国别文学史写作，代之以横向（跨越语言学界限、国别界限和学科界限）拓展，从而把文学撰史、文学阐释和文学研究置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语境之下。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性合作项目《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编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我认为，这部集历史性、学术性、理论性和资料性于一身的系列文学史丛书所给我们的启迪意义，并不在于诱惑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去步其后尘，而恰恰在于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整体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把握的概括和描述能力，它预示了一种以文化代码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理论依据之趋向，从而使得文学撰史学进入了一个多元走向的阶段。而接受美学对文学撰史学的一个挑战则在于其对读者—接受者—阐释者之主体建构作用的肯定，从而使得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模式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并勃发出了新的生机。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本文所描述和界定的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受惠于这种国际性的视野和文化语境。 无论是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是海外文学界的有识之士，都不难看出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出现的多元共生之景观。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权威话语写作（包括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仍然在当代文坛发出较强的声音，但却不再具有以往那种君临一切的主导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准主流”话语和“边缘”话语写作的既不乏“离心”倾向又不无“向心”旨归的尝试：崛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潮和后新潮小说家们继续其带有强烈先锋意识的革新和实验；先锋派诗人的实验则越来越趋向于“无选择性”、“反解释性”和“表演性”；新写实小说家则以“贴近生活原生态”、追求“经验的直接性”和“日常生活的真实”为己任，反拨新潮文学的激进性，力图弘扬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学院派批评异军突起，打破了批评界的“一体化”和“二元对立”之格局，从而使得中国的学者型批评家有能力在国际性的学术理论对话和批评论争中喊出自己的声音。此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各种类型的通俗文学、纪实文学、受委托的文学、新闻写作、影视写作、广告文学等充斥文坛，形成了强有力的“反精英文学”，它们的近乎“狂欢式”“众声喧哗”打破了权威话语一统天下的“新时期”格局，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型时期。这一方面使批评家感到其与国际性的文化转型大趋势的接轨，另一方面却又令批评家无法再沿用“新时期”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概念来涵盖新出现的诸种文学现象，因此，我和我的批评界同行便采用“后新时期”这一术语来描述上述现象④。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分期之仓促性和随意性提出质疑：既然新时期文学的开始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那么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大业尚未完成的年代，为什么又要匆匆宣告“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新文化保守主义”吗？而更为激进者则会进一步推论道，新时期文学早已于八十年代后期就趋于终结，其标志就是新潮文学的崛起，因为自那以后中国文学就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与新时期“断裂”的阶段，因而无须再划出一个“后新时期”来。如此等等。当然，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二者都各执一端：前者试图简单地以政治历史的分期来取代复杂的文学内在发展逻辑；后者则显然过于夸大了文学史分期的“断裂性”，而忽视了革新的潮流与文学传统的内在的和必然的延续关系。因此本文的立论前提便与之相异，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分期还是应当返回到文学和文化的层次上，尽管它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和排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