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走出古典主义的封闭体系，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一种过渡转型期文学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然流变或自然进化过程，无论是其哲学基础或文学观念，它都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超越意识，从这一特定含义来讲，它无疑具有现代性因素。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也不是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体系的简单移植，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它对传统的超越以及对西方的接纳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不完全、不彻底的现代性。所以，传统的与西方的、近代的与现代的、外在的与内在的等等矛盾因素的对立组合，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和显著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由本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20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以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世界，并且在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与狭隘性的过程中，试图实现与世界现代文明社会体系的对接并轨。然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又因缺少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现实条件，我们一直都是在以思维的滞后性去诠释西方的现代性，进而发展到以强调自身现代性的特殊性来对抗世界现代性的普遍标准。其结果是，中国人虽然已经“睁开了眼看”世界，但却始终难于真正立足于世界；主观上想要赶超西方，客观上却一直落后于西方。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如此，中国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反反复复几经挫折，究其根因，正是由于我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演化规律，缺乏深刻而清醒的理性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西方社会的转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有着五百年时间的历史经验积累，它在取得了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和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以后，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本世纪的现代社会形态。中国则不然，它的起步伊始，便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现代化也以一种给定的方式成为效法的硬性标准。由于我们缺乏历史的过渡性，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绝无可能；但按部就班自我进化，也因外界强大的推动力而变得不现实。所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模仿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补课与超越同时并举，近代与现代因素共容并存，其总体特征，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社会更为相似。尽管本世纪的中国在历史的共时性原则的作用下，也充满着许多真正属于现代性的东西，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仍远未实现，必然会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与进程。这就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并未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阶段，它的过渡转型期仍在继续和延伸。长期以来，理论界所争论过的所有重大命题，都应归结到这一焦点上加以解决。 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从根本上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态度，并促进了本世纪中国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的形成。而这一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又反过来成为20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生活的精神支柱，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大量涌入，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反叛精神，使中国哲学告别了传统转向了西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哲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几乎全都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移植或变体。近百年来，西方各种近现代哲学思潮都曾传入我国，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还是尼采、杜威、弗洛伊德、萨特，都为中国知识界与理论界所熟悉、所引用。但是，真正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的，还是那些实用性质极强的社会哲学，而不是那些具有超越性质的纯理论哲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固有的实用主义特性余情未尽，另一方面是转型期社会浮躁心态的必然选择。所以，本世纪中国人的思维认知方式，多以直观感性为基点，去观察研究事物的外部结构特征；而无法切入人的精神世界，去从主体精神的内部结构分析判断事物的本质。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于客观世界与宇宙自然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严重阻碍着以主体意识高度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意识的生成与发展。尽管也曾有人试图在主体哲学与社会哲学之间作些调和，但贫瘠的文化土壤所培育出来的中国人的思维认知能力，使其不可能深层次地介入主体哲学的崇高境界。20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因缺少纯理念的主体哲学体系的支撑，而变得单调和乏味。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演化的变革过程。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社会哲学做为理论基础，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晚清至“五四”期间，是中国思想界大泛滥的历史时期，各种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但真正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的，却是达尔文的进化论。1898年严复编译的《天演论》的出版发行，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先驱者，正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启示，彻底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古训条，在政治领域中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改良主张，在文化领域中发动了“文学革命”的启蒙运动。中国的传统哲学也正是在上下一致呼“变”的呐喊声中，退出历史舞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与《新民说》，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哲学：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其发难动议也是进化论哲学；鲁迅早期的杂文与小说，其思想内涵更是进化论哲学。中国人之所以对进化论哲学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是因为它完全符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要求。“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个性解放”的主张，甚至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要求，都只有从进化论哲学的角度才能得以合理的诠释。三十年代以后，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传入我国，并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哲学主潮。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的接受与消化，也是出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实际需要。因为在进化论哲学的引导下，中国的社会历史形态完成了它的转型启动工作。然而，推翻了封建政体，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社会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哲学，则以其通俗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受到思想界与知识界的青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哲学，原本是人类社会文明遗产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体系；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却被演变成为绝对永恒性及绝对排它性。从阶级斗争的原则立场出发，无产阶级的思想（一种理论的抽象）是绝对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遗产均被冠以唯心主义的名号加以排斥，或被视为腐朽没落的东西遭到扬弃；从集体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个人的解放应与全阶级、全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个性意识逐步被群体意识所消解。虽然，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它却以顽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人为地中断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合理进程。八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