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家与文学家的差异 陶:都说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都说中国的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都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应当反映现实,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如何关心以及怎样关心。比如,文学家与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所持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审时度势”的角度、标准、出发点、着眼点等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很有意思但仍然未经深入探讨的问题。1997年底,北京市作协与《管理世界》杂志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学术会,叫“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与青年文学家研讨会”,召集在京的部分青年经济学家与文学家一起探讨:1.青年经济学家与青年文学家对企业改革现状的思考;2.转型期经济学家与文学家的价值判断、文化立场与社会视角选择。结果发现,经济家与文学家在看待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的确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具体观点的分歧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的分歧。我认为这是更为根本的分歧。 金:这个创意应当说非常好,说明当前人们已关注到文化与经济的区别及相互间的联系。历史上传统的欧洲学术分类是采用两分法,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分,它更看重社会科学作为整体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后起的北美学术则采取三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分,这种划分强调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我国沿续了传统的欧洲式的分类,而近年来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分属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与分属人文学科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独异性,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以往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都有过不少深入的研究,唯独对文学与经济研究最少。这也许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既定观念作怪:文学艺术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而经济则是整个社会大厦的基础,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扎地三分,二者相去甚远。故而研究甚少,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今天这个转型的时代,文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日益提上了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仔细研究文化(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不论对文化研究还是对经济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 陶: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按照你的划分,其实还可以包括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等,因为他们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与文学家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举其要者言之,经济学家务实而文学家务虚;经济学家重理性而文学家重感性;经济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而文学家更加执着于“合理性”(此指是否合乎自己的理想,与韦伯意义上的“合理性”不同);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而文学家更喜欢“我向思维”(或“自我中心”);经济学家对社会机制的运行与操作更感兴趣,而文学家则念念不忘个体人格修炼;等等。由此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经济学家更注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产与制度建构层面),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个体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个体心理体验层面)。以上的种种差异当然会导致两者在具体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伦理、契约伦理,经济学家主要持肯定的立场,因为契约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纽带取代了原先的以人情与习惯为轴心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文学家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商业伦理与契约关系充满了“铜臭味”,太缺乏诗意与浪漫。人间真情岂是能用契约这种斤斤计较的玩意儿所能表达的! 再比如,对于官僚科层化与工具理性化的看法。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化必然导致科层官僚化,这里的“官僚化”与我们熟悉的贬义词“官僚主义”有所不同。科层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机构管理方式,它用客观化且较稳定的规章制度来取代更具个人主观色彩的惯例人情,通过一个人的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而不是关系资历来作为选择升迁的标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当然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工具理性化以及相关的世俗化也是如此。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的阶段(尽管会在另一方面带来严重的后果),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悬置、限制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但是文学家可能会出来唱反调:科层官僚化导致了等级制,世俗化扼杀了价值的神圣性与终极性,工具理性化则把人当机器看待与使用,使个体丧失自由,使人成为非人。对于这两者的批判,一直是并仍然是当今中西方人文学者的主导立场。 金:经济学家务实、文学家务虚,可谓一言中的。这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期许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要解决当前经济的运作,他们的目标是设计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当代经济生活的最合理的模式,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工程师”或“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则不同。文学艺术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然首先活着,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方面的需求;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感官不断解放的历史,是自然的人化也即自然文化化的历程。因此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由此,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有的取历史代言人的定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同还在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知识谱系不同。由于训练,由于教育,由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他们观察世界的思维范式不同,前理解视界不同,因而他们对同一社会现实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同一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侧面。 对于工具理性的态度最能见出经济学家与文学艺术家的不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应是一个高度理性化客观化制度化的社会。在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工具理性。我国的现实是,经济活动中的契约、效率意识、科学理性大大不足,市场成份大大不足,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现代经济意识与经济模式,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经历某种“商品崇拜”的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文学艺术家、人文理论家看来,人类在这个科技理性霸权的时代已被大大的异化从而失去了人的自由的本性。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思维的深度,他们执着地寻找人类生存的“诗意”,他们对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对市场经济的现实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了,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