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1999)06-0050-08 揭橥一个民族的思维形式，尤其是要把握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农业民族的艺术思维之命脉，首先就须理解和体悟这个民族赖以生成的文化境遇，这种艺术思维得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我们民族在对人生、对艺术、对自我的塑造时，常常有意无意地暗含着或儒或道的哲学思想，其间又时时流露出对“天人合一”的特殊的敏感，那么，构成艺术思维的文化要素及其整合的粘结力是什么？由于长期来对艺术思维缺乏重视，笔者愿就此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方家难正。 一、农耕文化与思维流 中国文明自一开始起就是以农耕文化为其基础的。而农耕文化本质上是原始巫文化的延伸和光大。尽管在漫长的流变过程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中原地带以及长江以南的楚蜀等区域逐渐演化出了史官和巫官两大文化系列，但原始村社的组织机制、原始思维中的具象性、经验性、直观性痕迹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抹去。并且，作为东方民族的一种特征，它反而长久地贮藏于中国艺术思维之中，不断发挥着其独到的审美功能。 上古时代，无论是炎帝族、黄帝族还是后来被分化了的九黎族，都是以农耕形态为其文明之标记的。这就有了所谓“神农乃始教民播五谷，相土地宜燥肥挽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注：《淮南子·修务篇》。）的传统，也就是《击壤歌》所唱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华夏祖先生息、繁衍的基本方式。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河北邯郸磁山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据考证比西安半坡村还早千年，也已存有农业生产工具、粟及家畜骨骼等，半坡遗址中的石斧、骨锄和以装粟的陶罐为殉葬物等，则更证明了农业生产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此外，云南洱海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红色陶器和肩刀斧，同时还有纺轮、锛、砺石、半月形、长方形多孔石刀等。可见中国各地区先民的早期生活方式大体是相一致的。《易·系辞传》中有“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孤，剡木为矢”。这些都表明了木石与中国农耕文化关系之密切，历史之悠久。从金水水火土的五行说，到《红楼梦》里的“金玉良缘”，“木石姻缘”，木头、石头始终是中国人拿来作生动比喻，展开丰富联想，并使之具有双重含义的象征物。花草木石不仅成了中国人去从最一般的生活和物质层面上寻找世界之谜的难解的答案，反过来，这恰恰又说明了中国人最早的思维形式就与农耕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曾在《比较文化与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结构，是以儒、道、释三家为主的中原文化大流呈放射型渗透，包容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吴楚、百越等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兼收并蓄了西域（包括阿拉伯）、西洋、东洋文化而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模式（注：见拙著《比较文化与艺术哲学》第77、141、191-12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然而，所谓儒道释为主的文化大流（尤其是佛学），又都是中华古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想精义。它们的前身，除释教属西来文化外，儒道两家均由中土原始文化转化而来。由于中国先民的休养生息之地，都是从内陆到内陆，由山地到丘陵，致使自古至今的炎黄子孙对土地的依恋显得尤为突出。华夏民族直至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以土地为纽带的村社群体生活及其人与人间的相互依赖性仍无根本改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成为一强大的粘合剂而渗进了中国人的一般思维中。原始氏族时的血缘关系得到了哲学意义上的强化，凭藉人际关系中伦理道德的固定化，血缘联系也逐渐衍化成一整套组织严密，合乎礼仪的 宗法制度。这就又使得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人、以人与人间的种种关系为基本起点。同时，由于以中原文化为圆心，黄河流域、江淮流域亦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古文化的堡垒。尽管新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人的祖先，甚至亚裔人类的始祖，在悠远的上古时代曾经出现过几次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的大迁徒，但一是西南本为高原山地，二来从西南迁移至中原，仍然是一种怀着对滋养人类的土地的无限深情的举动，与由成场到盘庚的迁都并无质的不同。况且，中原本身也是典型的内陆，从气候和地理环境看，始终未曾改变由大河流域、山地、丘陵而转为投向沿海的超越。于是，中国人的思维流之最初的源头，也就如同黄河所造就的中原文明一样，与土地、与农耕操作，以及由此发酵而成的“天意”、“天命”观等息息相关了。从“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起，大陆上的居民就相信“天”能左右一切，天意总是暗示着人意。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天与地相应相合的观念，天、地、人三者共同构筑的圆式宇宙观已逐步形成。《易》中的占卜、鬼谋，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思维雏型的最初流动，自耕自作的内向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思维习惯的最深刻的影响便是宗法伦理和“天人合一”意识。作为最早的综合性古文献之一的《周易》，记载了这种意识，“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卦象辞）。“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卦象辞）。将天意与人意相对应，认为人间的一切现象都与天地变化相通。这种将人伦、物理、天道合而为一，作通盘思考的逻辑，使得整个思维流向必然地呈圆形循环，而非直线式递进，或出现三段论法。这就出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认识。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阴阳”构成的圆式体系不仅是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而且也是生命元、思维元的基本模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强调辩证法，而缺乏相对严谨的形式逻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因。中国人的辩证法首先是基于天地意识，而后又靠阴阳转化而得以谐调的。“乾，天也，故称乎又；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可见这种辩证逻辑之发端便与农耕文化之宗法伦理不可分。从“文王八卦次序图”中可得知，乾为天，为父，为男，为震、坎、良。坤为地，为母，为女.为男、离、兑。它深含着这么一个基本而又普遍的认识——天地自然的存在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这种秩序和规律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