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理论认为，文学形象是生活的反映。这是正确的。但是文学毕竟不是生活，文学形象与生活之间尚有着很长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是怎样消除的？形象理论似乎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关于生活与文学形象之间关系的论述倒是不少，但大都是从对于生活的“提炼”，也就是说，是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或者是从深入生活，提炼主题，构思情节，塑造人物等的角度谈的。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文学形象的产生并不一定要对生活进行“提炼”。一方面，某些自然事物和生活事件，只要按其本来面貌叙述出来，就能成为很好的文学形象；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创作时，也并未有意识地去提炼什么，而只是把自己感受到的生活用文字表现出来。这说明，从生活到形象并不是一个“提炼”的过程，而是一个“转换”的过程。作者从主观上把握生活，再用感性的形式把这种把握到的生活表现出来，就成为文学形象。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为生活的形式化。从根本上说，形式化才是文学形象形成的基本形式。然而对于这一基本形式，传统的形象理论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至少是没有从正面进行详细地探讨，而这本应是形象理论的任务。本文试图补做这一工作。 本文认为，生活的形式化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或者环节来探讨。 一、主观化 由于实质以及所处的时空不同，表现形式等的限制，客观生活不可能直接成为文学形象的材料。作家必须先从观念上把握生活，把客观生活内化为内在于自己头脑中的意识之后，才能开始创造文学形象。这就是主观化。 主观化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主观化是对客观生活的意识。作家要把客观生活转化为自己主观意识中的生活，首先得意识到它。如果意识不到，生活对于作家就是一片空白，主观化就无从说起，形象的创造也就无法进行。这就好象一个从未到过异国也没有从任何其它的渠道得到与异国有关的信息的人，无法形成与异国有关的意识，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与异国有关的文学形象一样。然而，对生活的意识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人们整天生活在各种事件之中，能够真正意识到的并不多。不同的人经历同一件事，能够把这件事印在自己的头脑之中，内化为自己的意识的也不多，不少人在事件过后也就将它忘却了。这说明，对生活的意识需要长期的训练和有意识的努力。其次，主观化意味着对生活进行抽象。这里的抽象并不是把活生生的生活抽象成干巴巴的概念，而是指把生活的感性形式从具体的生活中提取出来。苏珊·朗格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注：苏珊·朗格：《艺术问题》，膝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5页）黑格尔指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象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象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6、48页）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作为形象形成环节之一的主观化，却只能从外观的角度把握生活。因为文学家们无法表现生活的内在的实质，他们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的材料。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个画家要把这个人表现出来，他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加思想、感情等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作者创作时提取的，仍然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比如托尔斯泰，在描写人物心理时，他不是简单地说出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如实际发生的那样描写人物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三，主观化还意味着对生活的语言化。生活与文学并不处于同一 时空，作家要进行创作，就必须把自己意识到的生活语言化。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记忆里保存的这种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注：汪曾琪：《揉面——谈语言运用》，《花溪》1982年2期）意识到的生活经过具象的抽象之后，不一定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它们也可能以空间的形式存在着，如一个人的外貌。要使它们成为文学形象的材料，就必须把它们转化为语言的形式。这样，形象的塑造才有可能。生活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脑海里明明有许多空间的意象，但就是不能用语言将它们表现出来。很明显，这样的人生活再丰富，也是不能进行文学创作的。自然，语言化并不是说得把所有意识到的生活都转化成语言的形式存于大脑之中，但起码得具备将其语言化的能力，一旦需要，就能顺利地加以运用。 笔者以为，主观化是文学形象形成的基础与出发点。如果说，从生活到形象是一个质的变化，那么，主观化便是质变的关键。客观生活只有经过主观化之后，才能进入文学形象，否则，它将永远处在文学形象的大门之外。自然，这里说的主观化可以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也可以在间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可以是对实有生活的主观化，也可以通过想象、联想等进行虚幻的主观化。 二、简化 所谓简化，就是对生活的压缩和选择。先谈压缩。苏珊·朗格认为，诗歌艺术最基本的幻象就是生活的幻象，“使它迥异于实际生活片段的突出标志，是它所含的事件被简化了。”（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任何文学作品都没有生活那样大的容量，即使是史诗性的长篇巨著，也不可能容下它所涉及到的生活的所有的内容，必须对之进行压缩。自然，这种压缩不是要把生活的内容挤压成一团，象压缩饼干那样，而是要把与形象的塑造有关的内容留下来，把无关的去掉。如同黑格尔所说：“诗所应提炼出来的永远是有力量的，本质的，显出特征的东西……如果把每件事或每个场合中现在目前的东西按其细节一一罗列出来，这就必然是枯燥乏味，令人厌倦，不可容忍的。”（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4页）比如现实生活中的赛马，它可能长达几个小时，任何文学家都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描写出来，他只能按照塑造形象的需要，把其中最精彩、最合适的部分描写出来。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安娜在赛马会上的描写。自然，有的作品有时也可以把一件小事或一段很短时间中发生的事拉得很长，写得非常详细。前者如冈察洛夫的《奥勒洛摩夫》中对奥勒洛摩夫起床的描写；后者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三个主人公不到一天的经历，作者写成了一部煌煌巨著。这似乎表明形象不光是要简化生活，也有拉长生活的一面。这种看法无疑是不正确的。把一小段生活拉得很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在这段生活中加进许多的穿插，如《奥勃洛摩夫》；一是详细地描写这段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尤利西斯》。但这实际上并没有将生活拉长，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实际的生活内容比这些描写所涉及的还要更多、更详细。比如，“他急忙把书往口袋一塞，脚尖还在破使盆架上绊了一下，慌慌张张地冲着煳味的方向跑去，下楼梯的腿活象一只受惊的鹳。一股刺鼻的烟从平底锅的一侧猛冲上来。他把叉子尖插到腰子底下，把它拿起来翻了一个身。只烧煳了一点儿。他把它从锅上颠到一个盘子上，然后把所剩不多的酱色汤汁浇在腰子上。”（注：《尤利西斯》，金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布鲁姆的这段活动至少还可以加上他下楼梯的动作，他从楼梯旁跑到锅边的动作，他拿起叉子的动作，此外，还有他这段时间的心理活动，等等。可见，这段描写虽然详细，但仍然省掉了不少东西。可以说，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