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大康 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文学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体系与其他学科一样可分为基础核心(由基本定义、命题与研究思想、模式组成)与环绕它的保护层(由具体材料的组合与相应的阐述组成)两部分。体系随研究深入必不断改善,其中重大的改造则是从审视基础核心开始,保护层也相应发生变化。通过对几部文学史著述的比较可看出,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显示了体系的新演进,而目前一些批评的实质,也多为要求对保护层中的某些内容作调整乃至更换,以便与经改造的基础核心相适应。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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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讨论

      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事实上已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学科,不仅涵括了各文学体裁的发展史,且又考察它们作为有机整体的运动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以最适合的模式表述以上内容,也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百年来,有关专著无虑数十种,它们组成的系列勾勒了该学科的运行轨迹,其中最新的一部,就是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下简称为“章书”)。本文拟置之于运行轨迹上的最新座标点,就学科研究体系演进等问题略陈陋见。

      一

      笔者曾就明清部分将“章书”与大家熟悉的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简称为“游书”)互作对照,且主要着眼于形式,因为以客观现象为切入口,讨论可有个大家都能认可的出发点。比较从目录开始。作为正文框架,其细微出入可能在后面论述中放大许多倍,何况这儿已有醒目的差异。其一是“游书”将“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单列为近代文学编,分六章,终点后移是欲与现代文学起点衔接,但实际上对辛亥革命后的论述甚少,而称鸦片战争为晚清起点似也可商榷。“章书”中各历史阶段无轩轾之分,故这部分内容分两章归入清后期。这也体现了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即古代文学发展历程至清王朝灭亡而止。两书明清部分的篇幅相差无几(为了对照合理,本文将《三国》、《水浒》均归明代,以后不再另作说明),但因对近代文学处置不同,其分配也就有了较大出入:(见表一):

      

      目录中显著差异之二,是某些作家作品的归属,如“章书”将《三国》、《水浒》列于元末,《醒世姻缘传》列于明末,但这样安排恐会引起争议。其三是“游书”为重要作家或作品设专章,如对六部著名古典小说与汤显祖诸人都用了相当篇幅作详尽论述;“章书”则是将明清两代分前、中、后三阶段,再按阶段分章叙述当时各文学体裁创作状况,重要作家作品的最高规格是设专节。两书编撰时各自的侧重面似由此可见。文学史的编撰须得兼顾文学体裁纵向的发展线索与各时代的创作横断面,前者穿越各朝代,有其相对独立性,后者可表现同时代环境中各体裁创作的共同特点与规律。时间延伸与空间铺排互有冲突又不可分离,恰到好处地兼顾确实不易。“游书”突出著名作家或作品,似有意抓住纵、横向的重要交叉点,以此统摄其他内容;“章书”较强调横断面,似以引导读者对各历史阶段文学活动分别作整体把握为旨归,而各章又按体裁分节的格局,又便于读者自己作纵向的归类梳理。由于著名的明清小说多被“游书”重点突出,这就导致正文对各文学体裁论述的篇幅比例的不同,其具体情形由下表所示:[1](见表二):

      

      在明与清初至中叶两阶段中,“游书”对小说的论述都占半壁江山,“章书”则始终是三分之一左右;近代部分的情形正相反,这显然是“章书”此时不述戏剧与民间文学的缘故。另外,“章书”对诗与文要重视得多,但比例又不致于过份。表中还显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前两阶段的戏剧与民间文学,明代的词以及近代的诗与文,两书篇幅比例都基本相似。由此似可这样判断,即经过多年研究,人们对文学史中某些内容及其地位已有相似的基本认定,即使编撰者不同,其篇幅比例也呈现出较稳定的态势。然而,小说却一直处于振荡之中。这里还可再举一个数据以供参照:在1918年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的明清文学部分中,小说的篇幅比例为3.57%。

      差异之四是节的增删出入。如“游书”不提明中叶吴中四才子,“章书”却设专节。这样处理与唐寅、祝允明等人在当时的影响较相称,比单叙“前七子”更能显示该阶段诗文创作全貌,而结合吴中文化传统与其时城市经济特别发达作分析,亦可加强读者对文学活动时代特征的感受。也有相反的例子:“游书”为李贽设专节,“章书”则视其为对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故主要在明代的“概说”中作介绍。又有同中显异者,如对《金瓶梅》都设专节,但“游书”中其他著名小说都设专章,此书显然已被有意降格;“章书”设专节,恰是重使它与其他名著比肩。若再考察相应正文,则又可发现前者的论述约为二千字,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指出这事实决无责难“游书”之意,但它确可令人明白,一部文学史的面貌与编撰时的时代氛围有着很大的关系。总之,两书的目录差异不少,近代部分尤多,据此已足可预料它们正文必有许多不同之处,事实也确然如此。这里且不言其中具体的褒贬扬抑,而是先以一张统计表显示它们对作家、作品的涉及面:(见表三)。[2]“章书”明代部分涉及的作家人次[3]与作品数分别比“游书”多41.67%与43.81%,清初至中叶是作家人次多41.03%,作品数基本相等,近代部分正相反,“游书”比“章书”分别约多一与二倍。显然,“章书”在前两阶段所含信息量较大,“游书”则对近代部分格外重视,此情形与前面两书各阶段篇幅比较的结果完全吻合。这里还应指出上表未能显示的事实,即两书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有相当大一部分互为重叠,与其他文学史著述相较,也都会看到类似现象。每部文学史都是以作家、作品为元素的集合,它们互不相同,但确又共同拥有一个不小的交集,重要的作家与作品才有幸厕身其中,实际上已构成文学发展的主干。编撰宗旨以及历史感强弱等方面的差异,会使编撰者沿交集边缘向不同方向作程度不一的扩张,但那些基本元素却必是各书的重点内容,尽管具体的评价可能褒贬不一。我们在比较上两部文学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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