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中国历史，直接间接地，处处都和“五四”有关…… “五四”运动的意义甚多，人们从任何角度上去观察它，都可得到一种“意义”。因为它本是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而文化则是无所不包的。 ——余英时 什么是“五四情结”？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主题（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主题就是“百家争鸣”，魏晋时期的文化主题则是崇尚玄学……等等），不同的文化主题显示了不同时期的人们追求不同的文化目标的兴奋点所在。以这样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五四情结”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主题。在此，我没有用常见的“五四精神”这个概念，是因为“五四精神”常常被宣传成实用性太强的几个口号，而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及“五四”那一代先驱者留给后人的思想史料都充分证明：那一代人所触及到的文化主题、思想矛盾，其丰富性和深刻性，都远不是几个口号所能包容得了的。基于这种考虑，我用了“五四情结”这个词，因为“情结”二字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五四”文化主题的博大与繁杂、深刻与持久、一言难尽与常说常新。 说到“五四精神”，最常见的解释是“科学与民主”。的确，倡导科学以反对愚昧，倡导民主以反对专制，是中国追赶现代化的两大目标。而二十世纪中国在发展科学，追求民主上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以前的所有时代。然而，另一方面，科学亦非万能灵丹，民主也结出过“文革”期间“大民主”那样的恶果，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陈独秀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主张“以科学说明真理”，[1]可到了二十年代，不还是爆发了“玄学与科学”的论争么？而梁启超也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启迪：“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2]一直到世纪末，七十年代末“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不是也同样没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以至到了1980年，《中国青年》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立刻风靡全国，并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格局么？ 再说民主。先驱者的思考也众说不一。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3]——完全是西方民主制的设想，可他本人当选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后，却又是专横的“家长制”作风（由此可见“主义”与“个性”的矛盾）；而李大钊则认定：“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4]他的构想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5]——显然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两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对“民主”的理解尚有如此的分歧，其它主义之间的歧义就可想而知了。整整一个世纪，姓“资”的民主和姓“社”的民主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前者蜕变为独裁，天怒人怨，一朝瓦解；后者滑向“大民主”，十年动乱，终于幻灭。直到今天，“健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更复杂的问题还在于：陈独秀倡导的西方式民主，以“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6]为前提；李大钊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也以“重自由…谋各个之并立”[7]为基本内核之一；——都将“民主”与“自由”看作两个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概念，而民主进程的艰难却常常使“权威主义”再三登场，以牺牲“自由”作建设民主制的代价。[8]这样，就产生了以“民主”作旗号、以“权威主义”为内容的政治奇观。但“权威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践屡屡受挫与二十世纪民主主义思潮的空前高涨也证明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尽管如此，到了八十年代末，不是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争鸣么？“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权威”的关系，理论上好说，到了实践中，却为什么那么难以处理？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各股社会势力的较量，都使得二十世纪的民主进程无比坎坷、无比曲折。 如此说来，“科学与民主”作为启蒙主义的文化主题，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既立下了丰动伟绩又催生了无数的疑难。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所以，“五四精神”也常常被解释成爱国主义的传统。但对于“爱国主义”的不同解释，也产生过十分猛烈的思想交锋。胡适主张“全盘西化”，未免偏颇，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还产生了回应？鲁迅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9]也相当偏激，鲁迅还反对“爱国的自大”，倡导“个人的自大”，为的还是医治“中国的昏乱病”，[10]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在愤激的深处，是挚爱、是挚爱与愤激的水乳交融！李大钊是伟大的爱国者，可他也说过“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11]之类的话；陈独秀是伟大的爱国者，不是也说过“吾国之俗，习为委靡，”[12]“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13]这样的话么？——因此，才有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强音，才有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前仆后继、为改造中国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还是保守的爱国主义。例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辨析了东西文化的不同路向：“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14]在他看来，“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15]于是，在“欧化蒙罩的中国”，他力倡“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6]具体地说，就是张扬孔子的刚的学说：“提倡一种奋发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纪的需要。”他想以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纠正老庄“总偏阴柔坤静”的弊端，[17]他坚信：“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8]这与梁启超欧游归国后重新倡导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主张“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承担起“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9]可谓不谋而合。——这一类主张与激进的爱国主义主张针锋相对，却都燃烧着振兴中华的热忱。二十世纪“新儒家”的几度崛起显然也昭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