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学问题的艺术理性和非理性 （韦伯和哈贝马斯） 本文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我在文中并不想涉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理论，而是要讨论由韦伯和哈贝马斯所得出的德国社会学传统。对韦伯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标志就在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他所说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已经充分地发展起来了。 这个过程一方面涉及到由于计算机所导致的支配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涉及到世界观的系统化，最终是一种系统的生活方式的完善。合理化原则塑造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决定了科学技术过程，而且决定了道德决断和日常生活的构成。20世纪的批判理论关注韦伯这个事实显然表明，理性主义的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可以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著名章节中看到。除此而外，我们发现从卢梭到今天的生态主义运动，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对抗，在韦伯意义上说，其特征体现出倾向于理性主义的态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关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的文化理论就必须研究文学艺术和合理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由哈贝马斯和韦伯所得出的这个问题的各种答案。 在“阿多尔诺奖获奖仪式上的演说”中，哈贝马斯界定了艺术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也使人想到了韦伯的思想）： 随着（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瓦解，由此而来的某些问题——现在可以用真理、规范的正确性、本真性和美来概括——可以被视为知识、正义和趣味问题，这是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所出现的价值领域的明晰的分类……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所提出的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由努力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以及自律艺术所构成的，这每一个领域都依赖于各自的内在逻辑。同时，这种规划意在把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玄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就是为了丰富日常生活，亦即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构成而利用这种不断发展的专门文化。 正像康德传统的延续一样，这种构架在两个方面是令人着迷的：（1）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 艺术作为一个价值的自律领域的分化是与科学和道德领域的分化对应的；（2 ）哈贝马斯把艺术的自律发展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潜能的运用统一起来。然而，这种完善的理论构架并非没有问题。哈贝马斯并没有说明艺术地位的历史变化，没有提供一种在我看来完整理解艺术现实危机必不可少的分析。至关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和谐统一的观点有一种危险，即掩盖了（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而体制化了的）艺术和（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导原则的）理性之间的矛盾。 至于韦伯，他对艺术和西方理性的关系作了不同的解释。在他关于一般史的一个草稿中，他把艺术（像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理解成为一个同样可以由西方理性主义规定的社会实践领域。在该文中，韦伯引证了哥特式建筑拱门的合理使用，以及在和声中音调系统的组织和绘画中的线条透视。建筑的、音乐的或视觉艺术的系统的发展本身是一致的，这一发展是对一些特定的技术问题的最佳解决，韦伯显然把这一发展视为合理的。依据这种观点，理性可以在称之为艺术材料之物的水平上，用来说明阿多尔诺和埃斯勒（Hanns Eisler）所引入的概念。在韦伯的这篇文章中，艺术在西方社会不会占据任何特殊的位置，它只是在其他作为理性主义的例子中被提及。 非常有趣的是，韦伯在《经济和社会》的一段文字中，指出了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具有的某种位置特征。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博爱精神）这两个领域的对立。韦伯在以下不同水平上发现了这种对立：（1）艺术所宣称的它可提供的世俗拯救， 是和宗教的拯救相对立的；（2 ）把审美判断（完全限于个人的主体性）用于人的关系，也就是怀疑宗教原则的有效性；（3 ）正是宗教的合理化（即对宗教神秘的、祭祀的和仪式的因素的贬低），导致了宗教艺术的贬值。 在这三种水平上，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对立被解释成非理性和理性的对立。任何理性的宗教伦理（rational religious ethic）都不得不通过艺术手段来和世俗的非理性拯救相对立。用于人的行为的个体审美判断，导致了对德国规范的怀疑，正像宗教反过来公然抨击艺术中的残存非理性实践一样，这些实践长久以来已经被宗教所抛弃了。艺术由于其非理性特征，所以在这里和基督教相对立。在韦伯看来，不存在对以下事实的怀疑，即“系统地责难任何对合适的艺术价值的贡献……都必须有助于发展出日常生活的理智的和理性的构架”。以这种观点来看，艺术并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一部分，而是明显地与之对立。 乍一看来，在艺术是否被当作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问题上，韦伯似乎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只有在我们弄清楚上述两篇文章确切说了什么时，才有可能解决。第一篇文章涉及到艺术的材料（这里显然无法说明抒情诗）；相反，而第二篇文章则论述了作为一种体制的艺术，这种体制是和另一种体制，即宗教相冲突的。依据韦伯，在这种冲突中，宗教因其非理性而责难艺术。所以，艺术材料和技术发展的理性，与它们在非理性的体制领域中的运用，其实并不必然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