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拓展与国外各种批评思潮的不断引入，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与思维方法都有了显著的突破。西方文论界一个世纪以来的多重反复，都对中国当代文论近20年的流变形成了投射。我们不难发现，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等以注重文本内部结构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文论界产生轮番冲击的同时，一系列既趋近又有别于传统社会历史分析的文化批评方法也在影响着中国文论的“现生态”。“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得近年来的文化研究呈多层面展开的态势。对这一态势的形成及优劣，学术界众说纷纭，一些有识见的学者亦已着手进行学理上的清理。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可能及限度、文化研究的操作模式及当前文化批评的发展状态等等，成为这些学者率先探讨的重点。在文化研究日益发展的情形下，《文学评论》编辑部、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暨《文学评论》组稿会”（1998年2月25～27日）。30多位学者汇集羊城， 就上述涉及当前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观念、方法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争论，也达成一定的共识。 一、多元文化语境：文学文化沟联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对文学与文化进行沟联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思考成为发起此次会议的首要学术动机，与会学者首先分别就此阐发自己的观点。饶芃子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率先从诗学对话与文化交流两方面指出转型期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她认为，一方面，当前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多元文化语境角度对文学进行比照和阐释，这一研究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去探讨文学如何反映和解决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为构建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意识的新型理论话语提供一种宏观的研究眼光，同时也为寻求一种更具有世界性的诗学话语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叶舒宪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在题为《“文化”概念的破学科效应》的发言中提出，学科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的设置是人类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要；学科间的互动、渗透、旧学科的瓦解和新的边缘性学科的重构体现着人类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内在必然；可见学科本身不是目的，而应视为认识事物的手段；死守本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固定地盘而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当然主要出于职业饭碗的考虑，却会陷入学科本位主义而难以自拔。他以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破除学科界限、确立总体史思路为例反衬文学研究领域内跨学科研究的蹒跚不前，并结合自身研究指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提法，主要是想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宽广视野来拓展我们文学研究者鼠目寸光的专业领地，从更具整合性的文化总体中获得重新审视文学现象的新契机；过去我们把文学单纯当作文学来研究，只强调其独立自足的特性一面，由此导致的偏执产生了认识文学的诸多盲点，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恰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短见与盲视。他强调认为，“文化”概念已经昭示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和前景，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陈望衡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切入讨论，认为不论是创作还是评论，文学都应该具有文化的高度和宽度，要关注和挖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民族的发展命运问题；补足当前较为薄弱的这一面，就必然要在坚持文学的审美理性的同时强调和突出文学的道德理性，因为任何缺乏道德理性的民族都将面临生存发展的严重危机。陆扬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爬梳弗洛伊德与荣格学说所受中国古代典籍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入手，阐释了精神分析学说与中国文化互相求取、互为借鉴的关系。他以此为例，提示我们在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方法研究文学之际，应密切注意中西文化的影响史上，意义是怎样变形和重新确立以及施行跨文化影响的过程和特点。在人类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这一关注应不啻有文学本体意义。陈剑晖教授（海南师范学院）结合目前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分析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批评”日渐兴旺的几个原因，如“五四”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启蒙与拓展，当代社会转型所带动的思维方式的多元展开，世界文化日益加剧的整合趋势等等。他认为，当代文化批评的现实形态包括：叶舒宪、萧兵为代表的以西方人类学、原型理论来建构新的文学批评形态；通过对“京派”、“海派”、“乡土文学”等地域文学研究透视文学的文化意蕴；陈思和等学者所开展的以民间性的知识分子话语为对象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为手段的历史与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催动下的新型文化批评，等等。他着重强调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其一，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其二，它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其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 研讨中，不少学者以较为谨慎的态度谈到对文学活动开展文化研究的有效性问题。程文超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首先清理了当前出版业及传媒部门施用“文化”这一概念时的不成熟心态。他认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文化由于其特定的包容性而常常被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导入一种商业运作，“文化”仿佛一夜身价百倍，成为一个到处泛滥的“响词儿”：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甚至还出现了“三陪文化”、“修脚文化”，连垃圾也成了文化的一个有机组分。结果，“文化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一将“文化”泛化的倾向实质折射出的恰恰是文化主体的萎缩及文化心态的不成熟。这一倾向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就是不深入研究文本，而去空泛地谈论文化，显现出一些学人在文化姿态、文化态度及文化选择等问题上的草率。他认为应把文化态度与叙事分析结合起来，强调文化研究的学理性，这样，关于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等重要问题的探讨才能走向深入。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指出，当前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强调，主要是针对以往几十年间文学研究同政治学、社会研究过分靠近所引发的弊端而言的；因此，在提倡跨学科研究的今天，在素有文史哲融通的国学研究传统上深化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也应该避免把文学史的文化学研究完全等同于文化史研究，不要使文学消解于文化的分析中，更不要先设定某个文化理论框架，而后再以文学现象去加以填充。文化阐释与审美分析的结合，应该成为对文学开展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杨小清副教授（惠州大学中文系）以《文学的文化视域及构成理解的通约原则》为题论说了文化研究的限度问题。他认为，“文化”这一概念由于自身的广、狭义之分及不同学者出发角度的区别，因此在被当前学术界施用的过程中具有了浓重的“弥漫性”特色；不少学者往往从一已文化观念出发去进行文化批评，但不同的文化批评之间如何达到彼此沟通而不是“自说自话”，已成为隐含了学术如何规范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化”的弥漫性限制了学术规范的通约性。他建议从界定“文学的文化视域”入手来促进文化研究的通约程度，并指出这一文化视野包含了存在状态、价值理解和运用方法三个层次。 二、文艺文化学：文化阐析的模式构想与批评实践 在就文学与文化沟联研究以拓展文学研究新视域之有效性及限度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之际，与会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着重就这一研究的可行模式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讨。 蒋述卓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倡导、“第三种批评”的提出、“文艺文化学”的建构等等，成为他继宗教艺术理论与古代文论研究之后的一系列学术新域。会上，他结合目前正在主持的“城市诗学”研究的体会，阐述了关于对文学进行文化阐析的系列主张。他指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的事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掘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以一种较为积极的眼光寻求城市生活中的诗意成份。以之为理论目标而建构的“城市诗学”，是涉及都市人类学等众多学科、试图打通文学研究、社区研究、城市研究的一个研究新领域。在这一关注城市人审美范式的综合研究中，城市文学、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研究的结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很难把“城市诗学”界定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之内，这恰恰映现出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化意味。对城市人的现实生活、审美活动、艺术表现等进行文化诗学式的研究，以文化的、审美的眼光考察城市的独特时空、城市生活的戏剧色彩，不仅可以在理论上阐释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观念，而且还能为存有许多生存困惑的现代都市人提供生活方式选择与心理状态调节的指导。由此而观，“城市诗学”的建构将有助于一种新型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这一新型文化精神，就是城市形象、城市人格、城市文化的综合体现，它以人的诗意化生活为本位目标，因而具有活泼灵动、健康向上的形态特征。黄修己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对“城市诗学”在文学研究与现实关怀两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前瞻，并结合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城市文学、乡村文学发展的历程指出：无论是城市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扫除以农民式的或军事堡垒式的文化心态去看待城市的传统思维定势，只有这样，“城市诗学”的建构才有现实性，成熟的商业文明的建立才有可能。近年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提出要把开放的精神和拓展的视野带入到当代文艺学的研究中去，力求超越传统文学理论内在的区域性限制和学科界线，倡导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诗学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实现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寻找重建现代文艺学的基础和条件。以此为运思路向的“比较文艺学”，已被逐步拓展为包括“中外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文学理论与其他人文理论及宗教学说的比较研究”、“比较文艺学一般性理论的总体研究”四个方面的总体研究方向，因此在国内同专业中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该博士点领衔人饶芃子教授结合学科建设的实践体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的发言，就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下不断拓展文艺学研究内涵问题发表了看法。她在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文艺学”的发展轨迹后指出，中国当代文艺学正面临两个根本性的困境，一是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文学理论业已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实际，难以有效地以对当前丰富多样的文学现象作出有效阐释；二是由于前苏联文艺学构成模式的影响，文艺学学科内部条块分割的现象依然严重：古代文论、当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文艺美学、文艺批评，似乎各不相干，实则限制了从交互共生的角度对文学、文学理论的总体打通研究。她由此提出，一方面要打破文艺学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的狭隘界限，实现学科内的共通性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打破文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分垒隔绝，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进行一种全新的诗学比较，构搭彼此“相遇”的桥梁，寻求实现“对话”的中介，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从而一方面寻找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定位，一方面发现本民族诗学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之处，真正促进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与世界性诗学的形成。她认为这种跨文化诗学研究，有可能创建出一种较具普遍意义的诗学新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