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20周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邀请首都学术界、文艺界有关学者、专家召开专题讨论会，在认真、求实、严肃而活跃的气氛中对文艺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文艺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学理层面上的讨论。 前进中的反思 与会的学者们对这20年的文艺学发展予以高度评价。 杜书瀛（社科院文学所）认为，过去100年的文艺学发展中， 有两个20年最为耀眼，一个是从上个世纪末的1898算起那二十多年，这时期外来思想大量涌入，中西古今，碰撞交合，促使文艺理论从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现代文艺学初步成形；一个是1978年至今这20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方针路线指引下，由于广大学人又一次“睁开眼看世界”，大量引进了外国的学术思想，重新审视和反思50年代的、“五·四”的以至数千年来的传统，并重视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文艺现实的迫切要求，因而使文艺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发展、深入和繁荣。他认为，可以把这20年的文艺学发展历程概括为三阶段：反正、反思、突破。反正指文革刚结束时的文艺学上的拨“乱”反“正”。当时常提的口号是“恢复”某某的“本来面目”，譬如文艺学上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等等。那时候的有关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也都带有这种性质。反思开始于对反正之“正”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的思考。“正”是什么？那“正”是真正的“正”吗？即使要“反正”，能返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正”吗？由此，开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反思。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新启蒙”，我看不是没有道理。“新启蒙”为文艺学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这里面固然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也确实有繁荣。外来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有人对传统的典型理论提出质疑，有人对认识论文艺学提出质疑，有人对传统创作理论提出质疑，进而产生了多种文艺学美学的新学科，其中最有成绩的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叙事学和文艺价值论等。最能代表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特点的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引起了激烈论争的是主体性命题的提出。这个命题恰切地表现了当时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需求。突破来自于深刻的反思。通过反思人们觉得，应该有一种新思维和新的生活方式。最根本突破是经济体制的突破，这就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突破。随着经济体制上的突破，或迟或速地导致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导致精神、思想和文艺学领域的突破。 张婷婷（社科院文学所）认为，20年文艺学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第一，在新启蒙旗帜下，人本精神得到伸张，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文艺学，最终导致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兴起。同时，引入了“文学是人学”命题，展开了对文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第二，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变化，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文论的建构和解构的双向运动。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重建，其中包括文学价值论的崛起、文论话语的重建和学术规范的重建。 一向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的何西来（社科院文学所）提出用“反思”这一概念来统括20年的文艺学和文学创作的历程。这种反思，是文化思想界的反思，也是民族的反思。越是接近于世纪之交，这种反思性就越强。改革之初的伤痕文学是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其后的反思文学，是由其进一步推导而产生的潮流。其后出现了思想的反思，文化的反思。最后，在90年代，开始了世纪反思。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把80年代的文学理论描述为四个特点：一、从一元到多元。这表现为旧的本质论的瓦解和新的现象论的兴起。过去强调本质的优先地位，于是人人都讲本质，非常投入，非常兴奋，以为真理的金苹果就在前面向我们招手。当人们争先恐后地都来界定美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可能不一样，谁也不服谁，客观形成的效果是一元的消解和多元的形成。当人们注重对文学进行多方面、多侧面的探讨时，实际上就从本质论逐渐变成了现象论。二、从客体到主体，这表现为再现论弱化和表现论的强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都注重客体，注重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等，都反映了对客体的注重。80年代，“主体性”、“主体论”的讨论，“向内转”，对人、人的心理、人的活动和情感的重视，都表现了这种从客体向主体的摆动。三、从认识到情感，也就是理性论的衰微而审美论的狂涛兴起。过去把文学当作一面镜子反映生活，是突出文学的认识属性，也就是它的理性论的倾向。到了80年代，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审美。所谓审美，在西方里的意思是感性、直觉、感觉。在80年代的中国，审美这个词有很强的情感色彩。人们主要从情感论的角度来注解审美。由此，意象的概念（因为其情感色彩）取代了形象的概念。四、从思想到形式，也就是内容论的消解与语言论的生成。长期以来，我们的提法是思想内容第一，形式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经过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观念年和西方语言论的大量引进，对形式和语言问题的关注，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总之，80年代的文学理论相当活跃，是神气活现的年代。20世纪文学理论受到非同一般的关注的原因，与现代性有关。现代性的启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赋予理论以优先地位，甚至让理论具有神话色彩。在这方面，梁启超是始作俑者。理论的神话后来由于苏联模式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被膨胀到了极致。文革时，人们积压了太多的期待，理论的热情被压抑了，一旦开放出来，就成倍地释放。因此，我认为，80年代是中国最后的理论神话时期。被积压了的理论渴望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尽情地挥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理论界的成果远不如文学史界和文学批评界的成果。80年代理论的辉煌必然导致它的衰败，原因有两点：一、国内的语境已无力孕育出万能的理论了，即无力孕育与万能的标准相称的理论了。二、国外的语境也不能提供理论神话的典范，而只有批评的理论。80年代的这最后的神话阶段有太多的想象、激情，但也有很多冷静的思考、清醒理智的观察，后者对我们90年代的理论建设是有帮助的。90年代，文艺学从神气活现到神气黯然，从而走向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