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研究工作范围里，应当怎样体现十五大精神？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任务有两点。第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研究建国以来的创作、理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成绩，有什么必须克服的缺点。其次，是在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不断培养切合科研需要、既有创见又有高尚品质的人才。 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是互相成为条件而起作用的。从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性与一致性来看，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外，作为艺术研究必需具备的根本条件，是要有比较丰富完整的学术档案和资料。所以档案和资料，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他们与艺术研究的关系，我想作点建议。 建国已近半个世纪了，把艺术研究当作研究的对象，我们是否已经建立和健全了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学术档案？包括解放初期购置的或逝世学者所损赠的书籍，各种已有的资料是否已经得到了合格的保存、编目和利用？有不少资料尚未成为研究部门的书面资料，即尚留存别处，特别是健在的有关人士的头脑里的活资料，我们是否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录音、录像或语录的收集、整理与核实？很值得我们回顾的这些方面，如果还有待于“补课”以至抢救都必须当成大事对待，抓紧，以免坐失良机而后悔莫及。 研究资料是供应人们研究的客观对象，有的也是人们以研究态度获得的学术成果。好比今天出现在报刊的有关艺术的评论，不论它的正确与错误，明天就有可能转化为新的研究工作的资料。如果科研机构的资料部门不能预见明天的需要，对待今天已经出现的资料持轻忽态度而不认真收集，不仅将来有无穷的后患，现在也难免继续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不论是为了避免理论的僵化，还是为了避免对史实的任意歪曲，学术资料的作用十分重要。只有依靠它们，才有可能战胜信口开河或抄袭、剽窃等恶劣学风。雄辩性的学术档案和资料是科研工作的武器，我们必须及时地、认真地、科学地把它们辑结起来，管理和运用起来。 如今，那些全盘否定新中国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的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的夸夸其谈，在学术领域还很有市场。谁要批评它对读者起了误导作用，对方就会给你戴上一顶“极左余毒”的帽子。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并不新鲜，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杂文已经谈到，他在上海某家鞋店买鞋，售货员拿出来的鞋子分明和鲁迅脚上的旧鞋不一样，但那个店员硬说是一样的：你看，完全一样。这种不顾事实当面说谎的勇敢者，可以说是当代那些大言不惭的所谓评论家的祖师爷。他们硬说十七年不重视艺术规律的那种主观主义的判断，至少不符合我一贯倡导艺术规律和审美特性这一客观实际。科学研究必须根据事实说话，来不得半点想当然以为然的信口雌黄。为了抵制和清除这种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歪风邪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最有说服力和权威性的武器，仍然是那些可靠的史实和资料。 因此，我以为在我们的科研单位里积极贯彻十五大精神，还是要坚持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勿形式主义地走过场。空讲“人的尊严”无补于事，严格要求自己的学风才可算得是尊重自己和对自己负责的人。三十年代鲁迅喊出“救救孩子”；现在看来，仍有救救孩子的必要。不过，正是为了拯救包括孩子在内的别人，有必要首先用实事求是的原则量量自己的血压，依靠自己救救自己。我们早已不算是孩子了，但是从文坛上出现的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看来，某些学者在如何做人方面，还缺少孩子般的天真与诚实；在治学方面，也缺乏儿童做游戏时的严肃和认真态度。如果从事艺术科研的人乐于拜墙头草为师，东风来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倒，那么，多么丰富的学术资料，对他的自我创造也是无益的身外之物。 科学研究既是艰苦的工作，也是有愉快感的工作。令人高兴的生动活泼的新思想，既要依靠研究者的努力，也要看档案和资料是不是富有生命力。如果说档案或资料是一面公正的镜子，当它无私地照出从事研究工作者的态度是否严肃，为人的趣味是否高尚时，则有利于研究者对自己的再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