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叙事初探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 南昌 330027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听觉叙事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阐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由于汉语中缺乏相应的话语工具,有必要创建与“观察”平行的“聆察”概念,引进与“图景”并列的“音景”术语。叙事中的“拟声”或为对原声的模仿,或以声音为“画笔”表达对事件的感觉与印象。视听领域的“通感”可分为“以耳代目”和“听声类形”两类,后者由“听声类声”发展而来——声音之间的类比往往捉襟见肘,一旦将无形的声音事件转变为有形的视觉联想,故事讲述人更有驰骋想象的余地。听觉叙事研究的一项要务是“重听”经典,过去许多人沉湎于图像思维而不自知,“重听”作为一种反弹琵琶的手段,有利于拨正视听失衡导致的“偏食”习惯,让叙事经典散发出久已不闻的听觉芬芳。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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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2-0220-12

      “听觉叙事”这一概念进入叙事学领域,与现代生活中感官文化的冲突有密切关联。人类接受外界信息诉诸多种感觉渠道,然而,在高度依赖视觉的“读图时代”,视觉文化的过度膨胀对其他感觉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挤压,眼睛似乎成了人类唯一拥有的感觉器官。对此的觉察与批评始见于英国学者J.C.卡罗瑟斯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他认为西方人主要生活在相对冷漠的视觉世界,而非洲人所处的“耳朵的世界则是一个热烈而高度审美的世界”,其中充满了“直接而亲切的意义”。[1]在卡罗瑟斯影响下,马歇尔·麦克卢汉于20世纪60年代尖锐批评了西方文化中的视听失衡现象,指出根源在于用拼音字母阅读和写作而产生的感知习惯,为了治疗这种“视觉被孤立起来的失明症”[2](P162),需要建立与“视觉空间”感受相异的“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概念。[2](P364-368)不过,真正赋予“听觉空间”学术意义的是麦克卢汉的加拿大同胞R.M.沙弗尔,20世纪70年代他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推动闻名遐迩的“世界音景项目”(相当于给世界各地的“声音花园”摄影留念),为研究听觉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坚实的理论基础。[3]进入21世纪以来,恢复视听平衡的呼吁愈益响亮,在其推动下对“听”的关注成了整个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趋势——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专门举办“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国际研讨会,此类活动表明人们意识到自己正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要摆脱这种耽溺唯有竖起耳朵进行“安静的倾听”。

      一、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听觉叙事的研究意义

      文学研究领域的“听觉转向”,表现为与听觉感知相关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听觉叙事”(acoustic narrative)这一概念逐步为人接受,对其内涵的认同渐趋一致。国外这方面的开拓之作,应属加拿大学者梅尔巴·卡迪-基恩2005年的论文《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该文将声学概念与叙事理论相结合,对伍尔芙小说中的听觉叙事作了富有启迪性的研究,指出:“耳朵可能比眼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对世界的认识,但感知的却是同一个现实。具有不同感觉的优越性在于,它们可以互相帮助。”[4](P456)国内文学研究一直都有涉及“声音”的内容,近年来开始有文章关注听觉与叙事之间的联系,虽然理论上的研究有待全面推进,但“听觉叙事”这一概念已呈呼之欲出之势。以上简略勾勒显示:开展对听觉叙事的专门研究,既是对视听失衡现状的一种理论反拨,也是人文学科“听觉转向”的逻辑必然,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正向研究者发出强力召唤。

      听觉叙事的研究意义不只体现于视听文化激荡之际闻鸡起舞,更为重要的是响应文学内部因听觉缺位而郁积的理论诉求。众所周知,当一种感官被过度强化,其他感官便会受到影响,在当前这个“眼睛”全面压倒“耳朵”的时代,人们的听觉已在一定意义上为视觉所取代。文学叙事是一种讲故事行为(莫言说作家是“讲故事的人”),然而,自从故事传播的主渠道由声音变为文字之后,讲故事的“讲”渐渐失去了它所对应的听觉性质,“听”人讲故事实际上变成了“看”人用视觉符号编程的故事画面,这种聋子式的“看”犹如将有声电影转化成只“绘色”不“绘声”的默片,文学应有的听觉之美受到无情的过滤与遮蔽。按理来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应当早就被人察觉,然而,人的感知平衡会因环境影响而改变,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与此相应,迄今为止的中西文论均有过度倚重视觉之嫌,当前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文论术语,如“视角”、“观察”、“聚焦”、“焦点”之类,全都在强调眼睛的作用,似乎视觉信号的传递可以代替一切,很少有人想到我们同时也在用耳朵和其他感官接受信息。笔者曾多次提到,“视角”之类概念对天生的盲人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因失明而变得灵敏的耳朵也无法“聚焦”。眼睛在五官接受中的中心地位,导致研究者的表达方式出现向视觉的严重偏斜。前些年,有人批评国内文论在外界压迫下的“失语”表现,其实“失聪”更是中西文论的一大通弊。

      “失聪”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深层原因为人们忘记了文学最初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听觉叙事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阐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许多天才艺术家都有“重感觉轻认知”的倾向,约翰·济慈“宁愿过一种感觉的生活,而不要过思想的生活”[5](P51),T.S.艾略特要人“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感觉到思想,[6](P22)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主张用“陌生化”手法来恢复人们对事物的初始感觉,[7](P6-7)这些言论都奉感觉为文学圭臬。在蒲松龄《聊斋志异·口技》故事的结尾,人们发现听到的事件原来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但这也揭示了“听”是一种更具艺术潜质的感知方式——听觉不像视觉那样能够“直击”对象,所获得的信息量与视觉也无法相比,但正是这种“间接”与“不足”,给人们的想象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济慈如此描述“一段熟悉的老歌”对感官构成的刺激:

      你是否从未被一段熟悉的老歌打动过?——在一个美妙的地方——听一个美妙的声音吟唱,因而再度激起当年它第一次触及你灵魂时的感受与思绪——难道你记不起你把歌者的容颜想象得美貌绝伦?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并不认为当时的想象有点过分——那时你展开想象之翼飞翔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你相信那个范型终将重现——你总会看到那张美妙的脸庞——多么妙不可言的时刻![5](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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