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最近，在4月3日《文汇报》的学林版上读到施宣圆先生采写的一篇重头文章，题为《当代中国美学“复旦学派”展望——访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和他的弟子朱立元、郑元者》，读后备感鼓舞。在访谈中，您曾提及当代人类学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问题，这预示着美学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方向。此前，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本刊和其他学术刊物连续刊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在，是否可以就“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这一话题，结合您的学术道路，进一步谈一些看法？ 郑元者（以下简称郑）：在西方美学史上，艺术起源问题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到M.海德格尔，几乎每个学术时代都有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冥求苦搜，但艺术起源问题依然是难解之谜。我对我一问题发生兴趣，是从大学本科期间开始的，当时，一个总的感觉和认识就是：在中外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人们对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之所以产生诸多疑惑和争议，其症结之一就在于对人类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初起源不甚了了。因此，我深信艺术起源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学和文艺学的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廖：可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见识或学术信念，但把它落实到对艺术起源问题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去，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 郑：是这样。我虽然曾于1987年5月写就《悲剧局面感发生初探》一文，对审美发生问题作过初步的思考，但对文艺起源问题的探索那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1988年7月初大学本科毕业，也正是在这个月的下旬，为参加浙江省首届青年民间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我撰写了《图腾艺术与生命感受的表达》一文。这时，从图腾问题切入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思路，大致上就确立起来了。 廖：这篇论文后来荣获《民间文艺季刊》（现改名为《中国民间文化》）首届“飞鹰奖”，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对您来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使您在艺术起源学研究上与图腾文化和图腾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完稿于1990年底，出版于1992年春，硕士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章。该书主要是立足于“史前美学”这样一种学术取向，首次在分支学科的格局上探讨了“图腾美学”的诸多问题，初步提出了一些关于艺术起源和审美起源的见解，同时把远古的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揭示了图腾文化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场景、一种永恒的记忆和精神原型而存在着的，因此，在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之间，必然在精神本质上有着历史的依存性。这种历史的依存性，也将随着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变迁而获得新的色泽。富于意味的是，该书完稿之际，正是不少学术同行开始意识到我国的美学研究到了一种走不上去的“高原时期”的时候，而我深信，凭借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索再探索、思考再思考，是走出这种“高原时期”的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 廖：过去对图腾问题的研究，一般都限于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学科视野内展开的，而您把图腾和图腾艺术的研究上升到“图腾美学”的高度，而且把“图腾崇拜”上升到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以此来探索艺术起源等诸多美学问题，这是具有开拓性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我所知，《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这部著作出版后，《读书》、《文艺研究》、《文论报》等报刊，都刊发了专门的书评，《中国文学年鉴(1994)》在“新书评介”中予以介绍，还被收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可见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郑：从“图腾美学”这一视角来思考艺术起源问题，实际上是梳理我自己关于“美学”的各种观念（显在的或潜在的）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尝试，尽管这次尝试还只是初步性的、基础性的，但它对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理论探索是一种必要的学理准备。当然，图腾美学问题不止于艺术起源问题，艺术起源问题也不止于图腾美学问题，但是，通过对“图腾美学”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期望目标是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奠定初步的基础。 廖：从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以及去年11月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来看，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已成了一种非常自觉的学术追求。您是如何达到这种自觉性的？ 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脱稿后，在我的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如何在当代人类学美学这一新学科的视野内，对图腾美学与艺术起源问题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作更深入、更系统的“读解”，而“艺术起源学”自然是“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来探索。所以，从1991年9月开始攻读西方美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我就大致上把“艺术起源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于1994年4月下旬完成了《艺术与根：关于艺术的起源》的初稿。1996年12月初修改完毕、今年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其原型就是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 廖：写这样一部著作，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思想积累，恐怕是很困难的。 郑：在学理准备方面，“图腾美学”的探索使我充分地认识到艺术起源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巨大的穿透力。在史前时代，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还处在融合的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认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无论是“艺术起源”本身，还是“艺术起源”问题，其“综合”的程度可想而知。鉴于此，思维材料就成了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性条件，历代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思考材料，艺术考古的实证性材料，民族学方面的参证性材料，多学科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材料等，无不需要尽心竭虑地去掌握。另一方面，尽管“艺术起源”是一个带有很大的科学性的问题，科学性的实证材料和科学化的思考都为研究艺术起源问题所必需，理论的扬高凿空的确不能给太多的人带来好感，但艺术起源问题毕竟不只是科学性的问题，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化努力总是有限度的，亦如美学的科学化并不能读解所有的美学问题一样。因此，作为一种系统的艺术起源学研究，除了大力讲求科学的实证考据的同时，哲学性的思悟或理论性的阐发也决不能在这块独特的学术领地里失落，在这两者之间，做到有机的结合虽然是理想性的目标，显得异常困难，但在实证性与哲学性、考据与理论之间做到最大程度的亲和而不是一味地宽容，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这正是写作那部博士论文的主要学术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