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22-06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在库恩看来，“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科学研究模型或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范式的不同显示出研究模式的不同，范式的不断更新显示出研究模式的发展变化与更替。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审视人文社会科学，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及其研究规范、研究方法，人文社会学科的每种理论形态都有自己的研究模式、学术范式。从宏观的角度看，中西传统的文学理论具有不同的学术范式。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范式的变异，采纳了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1]从微观的角度审视，众多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涌进国门)，改变了我们研究文学的视角、途径、方法。这种研究范型的改变导致了传统的断裂，先是引发了“失语”的痛苦和“身份”的质疑，继而在对西方范式的深刻反省中回溯祖先的智慧，探寻建设当代文学理论的新途径，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继承日渐成为当下文论建设的主导话题。 中西文论的研究范式截然不同。(由于当代文论的研究范式已经西化，谈中西文论的比较都是指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从总体上看，思维方式、思想基础、理论范畴、理论表述都不同。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是科学主义的认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基础是儒、道、佛三教合一，西方文论的思想基础则融合了西方的哲学、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是体验与概括统一、具象与抽象统一的既有确定性又有包容性的范畴，西方文论的理论范畴是剥离了表象的明确的抽象概念。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表述多是直觉感悟式的审美经验、审美现象的类比类推，西方文论的理论表述则是抽象概念的演绎归纳、逻辑推理。具体说来，其研究的运行大致有以下诸方面的不同。 第一，研究文学的视角不同。西方文论是“以我观物”，中国古代文论是“以物观物”。王文生先生曾运用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诸坐标的角度和方法，从总体上比较中西文论的特点。[2]他认为在宇宙与作者，即宇宙与文学的关系上，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以“自我”为中心，即以人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以我观物”，即以人所制造的抽象概念去说明宇宙和它的发展规律。人与宇宙万物是分离的、对立的。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人置身于其中，与天地万物不可分离。老子和庄子反对用语言、概念对宇宙加以界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得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与万物置身宇宙这个浑然的整体之中，人与万物同一，当应和万物，“以物观物”。“以我观物”，趋向“分”。“以物观物”，趋向“全”。反映到文艺思想上，古希腊注重对对象的摹仿，强调艺术的创造，提倡结构的和谐。而老庄主张“涤除玄鉴”(《老子·第十章》)，“虚而待物”(《庄子·人间世》)，以空明的心境感应、体悟天地万物，提倡自然的自由呈现、物象的浑然天全，反对一切人为的造作。“以我观物”影响文艺创作，摹仿常常使用解说、叙述、象征。“以我观物”影响文艺理论批评，以剥离表象的具有明确指称的抽象概念论析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以物观物”则要求物象的呈现浑然天全，或以近似自然的方式去表现自然现象。所以中国古代诗歌常常以物象自然呈现、互不联属的方式来串联情意的链条，并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生发出艺术的虚境来表现自然的“全”之美，这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而中国古代诗学的意境理论对意境特征的总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则体现了对物象的自然呈现和对自然的“全”之美的追求。“以物观物”影响文艺理论批评，则以不剥离表象的范畴描述文艺的特征与规律。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常常建立在体验、感悟的基础上，在审美体验中生发出来，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概括与体验的统一，既有确定性又有包容性。如情景、风骨、滋味、形神、意象、气象等等。 第二，研究文学的途径不同。“以我观物”，趋向“分”。西方文论习惯于将研究对象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剥离表象，径取本质，以概念、判断、推理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演绎和阐述文学的性质、特征与规律。“以物观物”，趋向“全”。中国古代文论则强调对对象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不脱离具体表象去作抽象的推理论证，对文学的研究往往通过直觉感悟、体验体味来把握，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和诗文评、小说戏曲评点以随笔和点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品评作品的高低。或者联系文本具体描写，点到即止，言简意赅，诉诸读者的直觉领悟；或者以意象、诗语描绘评论，甚至以诗论诗。这些表述方式虽然显示出本质分析的不足、理论系统的不够严密，但却往往紧密扣合文本实际，有对艺术形象深入的体味、精湛的见解，将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经验与逻辑相结合，融审美鉴赏与理论生发于一炉，避免了脱离艺术实践、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空疏议论。 第三，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同。“以我观物”，趋向“分”。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是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分门别类地“解剖”对象，侧重于对审美客体结构、本质的研究，从而取得了理论体系(学问)的建树。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众多理论家标新立异，从社会历史、精神分析、神话原型、符号结构、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各自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以物观物”，趋向“全”。中国古代思维注重整体性，以致中国古代不仅史学发达，溯本清源，以史为鉴，而且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注重整体性，採取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到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这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沿袭承传，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原始要终，语出《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3](89)主要是指从事物发生、发展的源流始终来掌握其规律。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意味着对文学现象的把握要从源到流、从根本到枝节全盘掌握，整体把握。《文心雕龙》采用史、论、评相结合的方式，历史源流的梳理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鉴赏评论相结合，在博观深识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地把握具体文学现象的整体，并从整体中去把握个别，进而从具象到抽象，从中总结出规律。《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二十篇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即从头到尾论述该文体的产生及流变，解释此文体的名称，彰显其含义，标举代表性作家作品以确定该文体的体式，敷陈文理说明该文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明诗》篇，首先引用大舜“诗言志，歌永言”之语说明诗歌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持人情性”。然后说明诗歌的产生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接着便从葛天氏之歌辞梳理到刘宋朝近世之诗，简直就是一部诗歌流变的分体文学史。之后，进行总结：“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认为铺陈而观，列代而论，诗歌抒发情志的变化规律便能察知；而举例剖析诗章的同异，便可明白诗体的基本特征及写作要领。然后刘勰总结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体制特征，并举出代表性作家为典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但又指出：“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4](61-67)我们看到，《文心雕龙》将史、论、评相结合，既包括对诗体的产生、变化的整体把握，说理的周详，也包括对诗歌特征的形象直观的直觉感悟，是具象与抽象、体验与概括、(审美)感受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杨明照先生曾指出：“在博览精研基础上的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是古代文论家的优良传统，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5]钟嵘的《诗品》既有诗人诗作的品评类比，又有溯流别：追溯五言诗的源头与流派、传承(虽然其划分失于简单片面)，也体现了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叶燮《原诗》从诗《三百篇》始，评析了古代诗歌三千余年间的源流、本末，总结了其正、变、因、创的规律。刘熙载《艺概》分别梳理了诗、文、词、赋、书等文学艺术的源流，总结其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样也体现了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