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个时期，把文学理论的评论搞得过于狭窄，好像文学评论者对文学作品，只是执行法官的任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对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研究。要知道，真正的艺术产品不是普通的东西。如果把文学艺术品仅仅当做思想资料来处理，那也是狭隘的。因为，艺术的内涵，远远超过思想。艺术品里固然有思想，这勿庸置疑；但是，它还有感情，还有专门的艺术象征等其他方面的性质。所以，对待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大家既然都多少有些认识，那就应该继续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打开眼界，给加强它、发展它，辟出一席之地。 再次，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可以发展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政治战线，它也正在被加以发展。我认为，这个原则，对文学评论界同样适用。就是说，对那些有益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强化的其他理论与方法，也应该为我们所适当地吸收。只要它们对我们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的确有帮助，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借鉴。 在这里，我想应该提出增加民俗学研究的新视角的问题。我是搞民俗学的，提出这个建议，难免有卖菜翁说菜好之嫌，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很客观地考虑如何开拓文学理论的阵地的。就此而言，我认为，民俗学，也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 文学与民俗的联系很自然。因为文学作品是用人的生活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和传达真理的。而民族的民俗正是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鱼儿生活在水里。没有民俗，也就没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学要表现人，表现人的关系、人的事情和人的思想感情，就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即民俗。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在传统学界，把民俗学的视野、或民俗学的方法引进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的，还是比较少的。一些作家曾选用民俗做素材进行创作，如老舍先生的京味小说，鲁迅先生的绍兴味作品等，民俗曾使他们的创作个性大为生色。我同样相信，如果文学评论家们也具有这方面的视野，那他们的研究，在说明文学艺术的境界上就会有所开拓，甚至还可能启发其他一些创造性的思维。 从我国的文学史来看，将民俗学的视角应用在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上，也确实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六朝的志怪小说，多数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简单记录。唐传奇中的许多传世之作，也取材于民间。至于元杂剧的代表作之一——关汉卿的《窦娥冤》，其母题原型即汉代传说东海孝妇，我也在以前撰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所以，依我看，一个文学理论的研究者，缺乏民俗学的知识，那他对这类作品的理解就不免肤浅，至少是不完整的。相反，具备了民俗学的眼光，那他的评论发言就增加了份量。在英国，象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剧作家，仅研究他的著作据说就可以建一个图书馆，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他的，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也有。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学史上的屈原和杜甫这样的诗人，还没有从民俗学的角度去探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个人曾设想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记得，我年轻的时代在杭州，很喜欢看李商隐的诗。李诗中采用了不少神话传说的典故，我想就此写一本书，后来因为事忙，没有写成，不过，至今回想，这个动机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既使像李商隐这样被认为是唯美派的诗人，其作品里还是有很多同民俗文化相关的东西，何况历代其他诗人文学家的作品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文学研究，既然路子很宽，应该有同志从民俗学的方面开辟一块领域。我真心地期待着。他们由此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成果，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