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百年大典”与“学术史”纷涌向世纪末的隘口时，虽然“失语”哗然未休，“人文精神”尚难复原，这一切都“强自为姿”而不得时机（如李春青所说：“要论功行赏，大建其功劳簿未免为时过早——因为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文论报》总第421 期）。然而反思20年来文艺理论的问题毕竟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 对20年来文艺理论在学术层面上的清理，不是一般工作上的回顾总结，就不只是停留在历数20年来出了多少丛书，专著，论文及其个案得失上。任何学术都是思想史的清理，特别是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巨大变革，各种思潮起伏变幻的历史大流中。文艺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过其20年的发展道路的。文艺理论的清理不可能脱离文艺思潮的清理，文艺思潮则是理论、创作与批评同整个“时代精神”一体化的东西，它们同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汇同一起给出同时代风貌的“大全景”。创作或以号角方式，或以隐喻象征话语暗射出时代精神之光；理论或以创作宣言，或以高深的哲学美学之抽象方式对创作进行直接的或遥控式的时代精神之导引；批评则紧紧地围绕着本文轴心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理论笼罩。什么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大约20年前一位官方意识形态最高的代表将之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核心就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启蒙”。 如果可以把“启蒙”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话，一切发生发展于其中的人文学术史就必须紧扣这个核心：即怎样看待这场“启蒙”，谁是它的旗手与思想领袖，其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结果怎样——成？败？尚在继续深入，或已告流产？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面前。1988年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写道： “在我国，主体性问题首先是李泽厚提出来的……以独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为创造成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宝贵的思想启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思想纲领的制订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刘再复（简称“亚父”）在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康德、对马克思的主体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与发挥……”（《文学评论》1988年第二期P26 ）。 这段话阶段总结性地确定了一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启蒙运动起着“思想领袖”与总设计师作用的“主体性之父（简称“主父”）地位。如果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已经把启蒙运动引向正确轨道，并且已经建立起一整套以“人学”与“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理论（“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观点”的哲学与美学）及相应的文艺理论系统，那么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的这个理论上的“整合”，即使“多元”也必须以此为基业，“论功行赏”只是余事。20年的文艺学术史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能用一种“启蒙”的叙事之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来描述这20年的学术思想史吗？在这20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主话语的转换吗？有人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历史”对他们只不过是一块苍白的画布，任凭用着意要肯定下来的80年代的那样一种“主体性”色彩继续涂抹。 90年代以来，非权力话语已经渐渐根据主话语的转换，把这20年的思想与学术的历史分80年代与90年代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启蒙”的断裂正在这两个阶段之间。90年代的“失语”呐喊，“人文精神”的祈告正是这种断裂性话语转换的信号。这种话语转换表现在一个从理论、批评到创作的系列：从创作界带有症候性的象征话语来看，80年代从“爱‘人’”出发的转换为“爱美元”；在批评上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流氓谁怕你”； 在理论上则以“作者死了”， “人死了”与80年代的“上帝死了（‘人是上帝’， ‘作者是上帝’）”相忤逆。 90年代几乎在所有的人文场地都可找到与80年代悖论性的话语。众“小”（小女人散文，小男人小说，小市民文学）在90年代纷纷蹦出嘲讽顶上焕发着神圣光环的“大写的‘人’”；无边膨胀着的带有神性的“主体”萎缩为“是否流氓”这一象征性的超乎“人的尊严”之“人文话语”；“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代之为“不谈爱情”、“与妓女作爱……”。80年代以心理学和“自律论（文学的内部规律）”为轴心的整个文学“向内转”的观念与方法更新运动，在90年代转作以文化批评，甚至文学内部的批评竟至“对簿公堂”……；而在学术氛围上80年代的“名词术语大爆炸”转为“重建学术规范”、“学术史清理”，“全盘西化”代之以“新儒学”、“新国学”；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总之，80年代到90年代“主体性”经历了从“膨胀到萎缩”，“人”经历了从“神化”到“侏儒化”的转变。而正是处变之中才能回过头来找到那种“主体性”本质的连续性。即一种认为可以“先于”人的“外部”的社会关系对其本质规定的“单子”式的“存在（心理学的，原欲的或唯情的，或哲学本体论的，或实践一元论的）”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是什么”的：“主体性”被抽象地夸大了。这种话语在80年代用“主父”的原话来说：“任何个体的自我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的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意义所在。……相对于客体世界的人化自然，形成了人化自然的主体。美作为自由的形式，是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外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审美作为自由形式相对应的心理结构，……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P12—15）。然而90年代则代之以“反激进”、“告别革命”、知识分子“无用论”与“活着”哲学……。难道“主动地创造历史”不表现为“革命”而仅仅表现为“改良”与“渐进”吗？难道“启蒙”与民主革命的纽带是可以这样随意地切断的吗？能够否定法国大革命而不否定法国的启蒙运动吗？辛亥革命难道不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历史必由之路并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必要准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