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做”；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2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诲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梁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线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市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座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二十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10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作品。正如福克纳1-950 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辎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入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它必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