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我和北方高校的一些师友同行，就常常谈起陈老师那些启人心智的论作，近年您更被看作是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代表，事实上您的确已在唐诗学、宏观研究和文学史重构、诗学几个大的领域里，早为学界关注。这次我由北方初来上海，很想听您谈谈关于学术的思想、计划和追求。 □你太客气了。这些年我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史学，二是唐诗学。文学史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宏观研究，到组织丛书的编写（与董乃斌同志一起），自己也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着眼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概括其民族特质和发展规律，打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比较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局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们搞《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把宏观研究的一些思路付诸实践，力求描绘出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轨迹，按每一百年一个时段进行梳理，我写了“导论”部分。第三步是与董乃斌合作，主持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从古代一直写到当前，现在尚处于拟订提纲、整理思路的阶段，有一点初步想法，已整理成文先加发表。 唐诗学这方面，大体也是分三步进行的。先是采录唐诗的相关书目，再是汇编历代论评唐诗的资料，三是进行理论的概括。目前书录已出版，论评资料编了两种，理论思考则以《唐诗学引论》的形式发表了。原想写得厚实些，径名为《唐诗学》，因种种条件限制，只写成了《引论》。今后如有可能，想继续编几种资料，写一部《唐诗学史稿》。另外，还考虑由唐诗学向中国诗学拓展，也正处在准备阶段，先认真读点书、思考一些问题再说。 ○我在探讨中国文学诸主题、意象和母题时，常借鉴大作，觉得您的文章很耐看，感到表面看来好象并未引证多少理论，又没什么太新奇的外来词语，但潜存着深厚的理论背景，有某种无形的逻辑力量，经得起涵泳，您为什么要偏重于从理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史现象？这样做，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能谈谈古典文学研究怎样提高理论思辨能力吗？ □在华东师大读书时，我是比较喜欢理论的，印象特别深的有黑格尔、丹纳、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美学论著。还爱读西方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欧洲的文学名著。后来教书象跑野马，文学理论、欧美文学、中国现当代到古代文学都教过，而真正落到古代文学专业则是在79年以后。这种经历造成我知识结构的庞杂和兴趣指向的泛漫，但也对我后来喜欢用联系、对比的方式思考问题有影响。 为什么要搞宏观研究呢？除个人爱好理论思考外，就是看到建国后那几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完全走到作家作品论之中了。这样容易“见木不见林”。而所谓“宏观”，确切地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五·四”之后一代学人如鲁迅、胡适都有这种大的视野，对后学启示颇多。国后也不是没有过尝试，但受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干扰，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主流”等公式来套用，事实证明并不成功。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觉得理论、宏观无意义、弊多利少。其实，照我看来，这正说明理论思维锻炼的重要和艰难，非下苦功夫不可。而目前的现状，说得不客气点儿，认真地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史，还没有好好开头哩。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只是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远远没有达到圆熟的地步。 ○先生太谨慎自谦了。每一种新路子的开端创始，都难免会有些不解、误解和非议相伴生的，学术史上这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为了理论的清晰透彻表述，精力专注，是不是搞理论就注定要忽视一些材料呢？ □决非如此！就研究工作而言，资料总是第一性的，理论概括要建立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那些切切实实搞资料考据工作的同行，我一向很尊重。我只是觉得，相对于资料建设来说，我们的理论探讨似乎更显得薄弱一些，更需要加强。宏观研究，也并不是都要把题目做得很大，关键在于要有宏观、整体的意识，这里面也包括要讲求一定的理论概括的方法。我曾举程千帆先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为例子，认为是从一首诗入手，揭示了上下800 年间文学思潮的变迁轨迹，这就属于宏观的视野和概括。至于倡导宏观研究是不是会助长空疏学风，倒是很难讲的，就象提倡搞资料考订，也有可能引入琐碎饾饤之路。 ○这些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文学的发展，文学史的形式，并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这种运作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您既然要从宏观角度上试图找出、论证某些规律存在，还要拉开些距离以期看得更全面准确些，大概也遇到过总结规律的困惑吧？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问题提得很有意义。目前确有不少人不赞成在人文学科领域提规律性，而且象过去那种把规律说成是“铁的必然性”的做法，确也很成问题。但我还是倾向于承认事物的规律性。诚然，事物发展不是命定的，常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可能性的建立总有内在根据，可能性的实现亦需有一定条件，这些根据和条件都体现出因果联系。规律无非是因果联系，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果联系。研究文学史，如果不满足于事象材料的堆积排列，而要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因果联系，就不能回避总结规律的要求，只是不要处理得过分机械。这个问题的展开牵涉到哲学思想，我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里触及一些，今天不能深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