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多重变奏：从表现人生到政治认同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交织于东西文化双重网络系统里，接受着历史的庄严选择，步履维艰地前进在坎坷的道路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作家们，用“民主”与“科学”这一撬动世界旋转的杠杆，试图将文学从封建的“道”和“载道”中解放出来。《新青年》是当时影响最大、倡导最强的前驱，它震撼了万千读者枯寂的心灵和死水一样平静的文学界。而人的觉醒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在多元追求中“表现人生”。 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的空前觉醒。近代洋务派“船坚炮利”政策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他们醒悟到，仅凭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足以救中国，欲砸碎“巨人身上的镣铐”，最要紧的是“立人”，造就出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兴奋点”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随着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的确立，文学亦觉醒起来，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不过，严酷的中国现实不可能给文学留下多少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此时的文学家不能置涂炭的人生于不顾，因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是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是这样，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人亦如此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功利价值，以至迈出“象牙之塔”，走上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从整体上看，“五四”时期似乎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潮，而雄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实则是“表现人生”。在“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各自的视角与阐释方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他们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笔端渗透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创造社的作家则从个性主义入手，不重视客观描绘和细节真实，宣泄主观情感，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及欲望的追求。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他们自身的影子。他们当时表现的是“整个的人生”和“社会——民族的人生”，对“人生”的理解比较宽泛。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对多种文学观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一切全是缘于此时尚未出现一种完整、一致而富有权威性的文学观念。他们在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其实也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层面的同时亦没忽略文学的审美价值层面，因而，实际上绝少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很难寻到纯粹的“载道”、“训世”的文学。 “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现代文化意识、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被浓缩、凝聚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政治热潮。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前后，不少作家出于对思想启蒙的失望，更出于对政治革命能改变一切的热切而天真的期待，因而都对文学表现出某种鄙屑。鲁迅先生当时说过：“文学，是最不中用的”，“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所以，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而大革命失败把作家们又抛回文学领域，他们一改“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而使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正式实现从“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到“表现政治”的文学思潮转换的，是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救亡的旗帜下，现代中国作家自觉地把创作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言：“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呼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他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和民主根据地，像艾青、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李广田这样一些曾一度热衷于抒写个人纤细的情感、流露出唯美倾向的作家，亦陆续地投入到政治潮流中，开始为战斗而歌唱，为革命而歌唱。如果说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著名命题是对30、40年代普遍存在的“为政治”的文学观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那么，以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则是《讲话》影响作用的发展和强化。诚然，“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在30、40年代还存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涌现出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一批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不过，比之于整个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思潮，民主主义作家的声热和影响则显得微弱得多。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实在无法给“为艺术”的文学提供一个适宜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尽管“为艺术”的文学思潮也曾有过热闹的“家史”，产生了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何其芳等人的散文以及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它们生不逢时，很快便归于沉寂。 如果说“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富有生命力是艺术的真实性，那么，“为政治”的文学思潮强盛的生命力则全赖于艺术的政治性。政治本位强化了30、40年代文学的阶级意识和群体意识。“五四”时期作家们主要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了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的共同创作准则。强调“真”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共同的着眼点。前者倾斜于再现生活的“真相”，后者突出表现内心的“真情”。30、40年代的作家才更重视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其时，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已是“革命的前驱”〔2〕， 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3〕，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最后把文学概括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至此，文学由介入政治逐渐转换为政治认同，于是就有了评判作品成败的第一标准，它是区别是否是革命作家的分水岭。 文学观念上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30、40年代文学思潮的全貌。 如果说“我首先是一个人”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最强音，那么，30、40年代文学的最强音则是“我首先是一个革命人”，对人物进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心理的多维思考亦随之被阶级分析所取代。对此，我们可以从茅盾的《虹》经“革命加恋爱”作品的发展，到后来沙汀的《闯关》、艾青的《火把》中见到一斑。阶级意识的强化，使作家们逐渐丢开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以饱满的热情去选择和表现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