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很自然就会回顾所来之路。在当下急遽转型的现实语境中，这种文学范畴里的世纪意识对于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份属当然的。前瞻的热望离不开回顾的清醒。因此，在无数个案的条缕清晰的微观研究之外，也很需要以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从种种文学现象的追踪进入到对文学性格和命运的深层把握。换言之，是要具有深度的宏观把握。一个相当诱人的话题，但却难以对之涵括，一不小心下言就易失去分寸。确实，百年文学史的现象极其纷繁复杂，其覆盖面之广阔，内容之深邃，牵涉之错综，非我之笔力所能轻易解析得清楚。这里试从文学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境遇及其文化心理这一角度回眸，对百年文学进行不自量力的梳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为主导线索，对文学中的“离家”与“还乡”、“终极价值”与“世俗化”、“多元化”与“统一性”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加以论述，找出其规律、表现、根源，总结经验，以昭示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最终转型的文化重构时期的到来。 一、中西文化夹缝：现代化的梦想与民族化的执著 文学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学反映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它既是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又反映着社会的文化本身。因而，有着悠长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化必然是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相伴相随，共生共灭的，它们在虽封闭却繁荣昌盛的封建时代曾享有值得自豪的辉煌灿烂。但当历史翻到19世纪中期，其命运就开始改写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及其文学开始了一种被动的开放和交流的历程，因为被动，这历程是异常艰难而痛苦的，于是，造就了一道道深刻而异彩纷呈的矛盾烙印。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与比较成为可能，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各国各民族之间互相借鉴学习，照理，对双方有益，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被强加的半殖民地化的文化地位注定了其进退两难的尴尬命运；被迫纳入到异族文化轨道这一事实决定了其文化心理构造的悲剧感。 首先，“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以惨痛经历换来的真理，使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国家制度注目。因为富国强民之心愿的急切，所以没有人去留意或者是故意忽视了现代化的时空局限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现代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与其整个文化体系相联系的，有其优胜面也有其差劣面。因而没有立足于民族传统，缺乏卓有见识的分析、批判而一味盲目地移植西方观念，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在民族存亡的忧患中，这一切都无暇顾及了。随着“德先生”、“赛先生”以昂然的姿态走上中国的舞台，其内涵所指向的“现代化”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宏伟蓝图和最神圣的梦想，至今仍追求不息。与此同时，作为对另一文化屈从的弱小民族，深切体味到西方文化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压迫，凝聚起民族自尊心，为了卫护自身文化的根基，于是屡屡呼唤回归民族传统，流露出对“民族化”（这里指沉淀着更多传统成分的民族化）的执著。出于民粹主义的怀旧情怀，他们往往把所有民族化的东西都盲目美化，而缺乏一种世界性的接受外来影响的目光，显得较为狭隘保守。由此，现代化的优胜面与民族化的落后面，民族化的合理面与现代化的差劣面之间（本文更多的是指前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其冲突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广泛的。 这表现在百年文学史，便是文学创作趋向在这种文化夹缝之中的左右突围。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文学“现代化”的努力，都会引起一次“民族化”的热潮。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主将们以激进的态度来展开文学革命，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文学，推行白话文运动，自觉地深化对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如鲁迅以《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传统的吃人制度，以《阿Q 正传》等开拓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而在30年代开始，民族危机的加剧，又触动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勃发，以拒斥西化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周作人沉回中国传统文化情境的散文创作，废名沉迷于唐诗宋词式的田园小说创作与沈从文回归湘西民族传统的创作倾向等的对西化的部分反拨开始，到抗战期间展开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都是对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实行热情洋溢的回归。其时对古典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学习也成为一种风尚。如老舍学写快板、鼓词；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走红；赵树理的一系列民族化作品出现等。而建国17年时，这种民族化的趋势和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又进一步增强。直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所谓“完全民族化”使中国文化陷于保守、专制、僵化的境地，其文学道路是对“五·四”文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现代化努力的全面背叛。这必然会引起另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由此，“现代化”梦想从内心隐蔽处重新走回到中国人的视线内。这就是70、80年代的文化开放与自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而在对文化的反思过程中，寻根派发现了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价值。像《棋王》、《爸爸爸》等寻根小说一时蔚然成风。这表现了“民族化”的回潮。但在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的潮流又席卷了一切。最引人注目的是先锋派，在浮躁的局面中带着对意义怀疑的心态，接受博尔赫斯等当代欧美作家影响时，努力体现创造性和个人风格，醉心于语言的实验…… 这样，为了与世界接轨，接纳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面，于是，在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变革的基础上来重构新的文化框架和文学观念的过程中，“现代化”成了中国人的最高梦想；而又痛感文化断裂，不愿因割断民族传统而失去中国文学自身品质和特征，从而执著于“民族化”的努力。此二元对立因为各执一端成为焦虑所在。优劣面之间，激进和保守之间，难以取舍，中庸则沾上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味道。从而循环往复，不断摇摆，在痛苦的二律背反中辗转翻覆，无处安身。在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横向错位、纵向断层的无根情境中，并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整合中启动了它艰难的人文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