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5-0037-07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博士1942年2月24日生于印度东北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她的童年正是二战和殖民统治的一个转折期，许多复杂的政治文化纠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的家庭经济状况虽然属于中等偏下，但家人仍送她去了一所较好的教会学校读书。斯皮瓦克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并获得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那所学院宽容的氛围“给她留下的印象是知识左派的观点”。（注：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The Spivak Reader(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6),p.17.）随后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比较文学，1962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奖学金。著名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教授为她的指导教授，她以英国诗人叶芝为研究对象，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也成为她的第一部专著，即《重造自我：叶芝的生活与诗歌》(Myself Must I Remake:The Life and Poetry of W.B.Yeats,1974)。毕业后，她先后在美国衣阿华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皮兹堡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人文基金会教授。斯皮瓦克于1976年发表了代表性英文翻译论著，即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这部划时代的翻译论著加之她本人对解构主义进行全面分析的长篇绪论，以及她以这一方式进行的大量批评实践，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解构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同时也使这一思潮成为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 斯皮瓦克实际上是她已离异的丈夫的姓，因为她第一次是以这个名字发表的论文，所以一直延用下来。她致力于文学领域的研究，对历史学、哲学史和核心的哲学观念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几个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如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等均有比较全面和清醒的把握，同时由于自己是从印度进入西方的女性移民，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和性属立场使她在学术研究中并未停留在一般性的讨论上，而是能够通过泛文化表象看到其政治性并针对人文学科领域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进行解析和批判。斯皮瓦克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她以新的视角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这4个最重要的领域都展开了清理和考察，涉及到了文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思潮。其中尤其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一系列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马克思、阅读策略、阐释的政治以及后殖民主义政治、社会和经济语境中的文学生产和研究体制，以及对于种族和性屈等问题的论述和批判。斯皮瓦克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业已形成的理解和分析模式形成了冲击，特别是她本人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加以女性主义角度的批判对全球化时期民族认同、后殖民文化形式、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有着深刻的启迪。本文侧重对其文学思想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辨析。 经典(classics)和典律(canon)是当代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所谓“经典”，其权威性建筑在对“真理”的独占上，它依靠“真理”的权力保护着它的历史记载、哲学思考、文学表现的绝对合理性。而所谓“历史”，其权威性则建立在它对“真理”的独占上，它依靠“真实”，要求读者相信它的叙述的合理性。（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51页。） 斯皮瓦克在文学研究中，对主流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所形成的观念十分重视，因为人们总是在这些观念的隐性作用下进行阅读、写作和研究，将这些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言说支撑点，而对这些观念本身和观念背后的深层问题却没有进行应有的思考，导致文学研究的误区。所以作为当代学者，重要的是应对现存的文学观念和由惯例形成的结论进行考察，因为在探求接近真理的路径时，先在的所谓真理和知识的构成本身首先应当得到有效的检验。实际上，就知识学范围而言，一些问题只能在相关的语境和特定的言说方式下才可能凸显。因而对题域中的理论话语，必须对其产生的背景加以分析，将其还原到历史之中并依据不同理论话语背后的相关性，从而可能挖掘出总体的理论意义。因此在她看来，“源自今日西方的一些最激进的批评是由一种要保留西方的主体或把西方作为主体的有利害关系的欲望造成的。”（注：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99页。） 斯皮瓦克在其80年代最重要的论文集《另外的世界：文化政治文集》(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中，针对这一状况集中讨论了3个方面的问题，即文学、世界和第三世界。地在第一部分中以反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立场论证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策略。她认为，这些经典文本中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伦理政治(ethico-political)因素和文学研究的体制性问题。这条伦理线索在西方世界的社会支配系统中一直起着隐性作用，从而不断强化了西方主体现念。所以文学研究是历史时段中某一体制下的产物，与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文化生产机制和由先在观念引导的接受心理密切相关。后两组论文也与此相关，即她对第一世界的知识构成中的话语生产尤为关注，其中涉及到了女性的生育、工作和生产权利以及价值、调整的心理传记(regulative psychobiographies)。她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理论对应女性生育、工作与权力并以此书写第三世界性属边缘主体的历史，其着重点是边缘群体被边缘化的过程。在这些分析中她采用解构主义的策略是十分明显的。（注：See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Methuen,1987),Introduction;Sarah Harasym,"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e Greiswirth,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针对全球化和文化认同问题，斯皮瓦克并未针对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生产和话语控制空泛地提出一些激进的政治观点，而是提醒人们，包括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现存的学术条件下首先应当对不同的知识系统要有正确和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对话和论争才可能有效。因此，她提出了要“放下自身失去的特权”(Unlearn one's privilege as one's loss)。她指出，当今世界思潮与科技的发展，使知识构成和交流本身发生了变化，固有的观念形态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人们在学习传统所谓知识基础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新的、外来的知识，这不仅包括信息，而且包括由于社会位置、文化传统等原因所难以理解的知识。人们原有的种族、阶层、性属以及被先在观念所制约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学习“他者知识”(Other Knowledge)的障碍。因此知识构成的框架应建立在内外两个方面的有机组合。没有正确的态度不仅难以了解自我和他者，而且更谈不上有效的清理和考察。因此清理必须包括对自身固有的、先在的一些东西，这样才可能相对客观地理解文化他者并和那些与自身观点类似的文化他者接近，从而有效地获取他们的认知方式，进而融合和超越。其二是应在学理的基础上详尽而清晰地讲出自己的观点，以使文化他者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有所回应。（注：The Spivak Reader,pp.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