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4)05-0086-05 一 女性主义文论本身便是广义的解构思潮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论与狭义的解构批评(Deconstructionist Critic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消解中心”的努力在女性主义文本中随处可见。乔纳森·卡纳说：通过对批评思想一直想当然视为靠山的各种哲学的二元对立的质疑，解构提出了必须或视而未见或孜孜以求的理论问题，通过打破批评概念和方法赖以驻足的等级关系，它防止了将概念与方法视为当然的事实，仅作为一种可靠的工具来使用的偏颇。批评范畴不仅是用以产生完美解释的工具，更是有待通过本文与概念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的问题。[1](P180)因而解构批评自然地接近了对于男女对立二分(dichotomy)模式的颠覆或消解。解构批评对女性主义批评是十分有用的，它提供了消解等级森严的对立的方法，鼓励更多的发展中的理论；它让人们重新估价或质疑经典作品的释义，从而使其内涵丰富扩大；它消解了传统批评的权威地位，超越了那种企图去界定只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说得颇好：对于男性统治的社会来说，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是受到排斥的对立项，只要牢牢保持这个区别，整个社会系统就可以有效运行。“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部分地证明这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他力图以这样的姿态来肯定他独特的、自主的存在，然而正是这一姿态抓住了他的整个身份，并且给它造成危险。女人并不是一个在他视野之外的“他者”，而是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他者”，是他所不是者的形象，因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提醒他对自己身份加以注意的事物。[2](PP165-166)玛丽·维朴(Mary Poovey)在《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论述了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它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暴露了像“本性”和性别这些范畴的内在诡计，从而有利于女性主义揭示“女性”的各种矛盾；它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挑战，可以使女性主义者更准确地列出存在于个人、社会位置和社会权力中的多重决定因素；其“中介物”的观点(the idea of"in-between")，可以使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权力关系，以便认清权力的不连续的本质。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也曾指出，离开必要的“解构”，女性主义的话语便会赤裸裸地重造其旨在进行批判的东西。对于解构主义的挪用，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可算是最典型的了。斯皮瓦克出生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后留美任教。她因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而享誉西方学界。作为德里达的学生，斯皮瓦克熟练掌握了解构批评的各种操作方法，宣称解构主义的视点能使她坚持拒绝本质先于实在的僵硬的心理性别、种族及阶级的概念，强调非连续性、多相性和类型学。她在德里达《论文字学》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详述了怎样利用解构批评的方法读解文本：如果在以传统方式解析作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潜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字——仅仅是一个字，其有时可以以一种方式产生作用，有时又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产生作用，且就这样标明了一种僵化固定意义的不存在，这时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字不放。如果一种隐喻掩盖了这个字的意义，我们就抓住那个隐喻，跟随其在作品中冒险，并窥见作品逐渐展现，如同一个隐藏的结构，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3]这种紧紧抓住某个字不放，而“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的读解法，在斯皮瓦克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便是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时也一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到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与改变之间存有不对称关系。这里的词语haben interpretiert（现在分词interpretieren的完成形式，罗曼语的动词，强调以适当的比拟与某一现象建立起相应的意义联系）与zu veründern（动词不定式，总是指向未来的，严格说来是标示“意味着”的德语动词，“使它者”）之间有一种对比。后一表达无论是在其拉丁语哲学的影响力，还是在很贴近与完整的意义上与haben interpretiert都不相对应，因为transformieren可能已经完成。……所有的理论都会有一种无尽的敞开性。[4](P208)在斯皮瓦克看来，被压迫的下层人民是哑声的，不能记录下自己的历史，“属下人不能说话”。她的代表性论文《属下能说话吗？》探讨了这一问题。周蕾指出，“代理人”的再表现是问题的关键，斯皮瓦克将“代表”与“说话”二词互换运用，“属下能说话吗？”的准确含义应是“属下能代表吗？”“说话”一词会引起歧义，会让人觉得指日常生活中的任意行为，属下人士当然可以“说话”，用“代表”更突出了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占据积极代表者的位置问题。[5]在讨论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文本时，斯皮瓦克指出，要了解被殖民者的意识或“自我表现”，可以用解构的精神去读解殖民者文本（如报告、电讯、记录、评论、法律及书信等），“只有反起义文本或精英文献能带给我们被压迫者意识方面的信息，抗争的‘农民’观点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只要记载朱特面粉厂工人的意识有困难，他们抗拒和质询雇主权威的意识就只能在掌权者的危机感中读到，如果我用较深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的话，那便是‘这里的意识（这里指遭压抑的意识）对我来说是十分中性的，文本中的空白部分，是未来不同时代必要而不确定的标志’”。[6](P204)“我逐渐倾向于把被压迫意识的恢复视为受后结构主义语言里所称的被压迫主体效应(subject-effect)的牵引，主体效应可概述如下：某一主体的运动，可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巨大而不连续的网络（广义上称为“文本”）的一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可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历史、性别及语言等等（其中每一个部分又由相互交织的许多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不同的联结点与排列，由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异质规定性界定，从而产生运动主体的效应。”[6]用解构的批判精神读解压迫者的文本，便会产生“去蔽”的作用，消解“霸权史学”，接近被压迫者的意识，恢复其明确性。而对一贯性及逻辑的强调必然会危害被压迫者，“并陷入一种权力知识游戏”。[6](P207)将解构主义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斯皮瓦克发展了所谓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积极滑动的“解构史学”(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那些看似很成功的、被称为精英史学的、或左或右的民族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自身是由认知失败(cognitive failure)构成的，……许多当代史学复杂的词汇成功地遮蔽了这种认知失败与失败中的成功，这种已被认可的忽视与殖民控制是密不可分的。”[6](P199)有“历史”便有“解构”，仅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才是可严格划定的，但这无疑也“把自己从定义中撤离”了。斯皮瓦克如此的读解方式，爱德华·W·萨义德称之为“对位法阅读”，即在阅读一篇文字时，读者必须开发性地理解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写进文字的东西，另一个是被它的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即便是对待女性文本，斯皮瓦克仍喜好这种紧紧抓住某个字不放的解构式阅读法。如：我想回顾一下那篇写于多年以前的著名短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有关母亲和多元化的部分。这篇短文包含了两种呼语模式——一种是亲密地称呼一位妇女为“tu”。……关于育儿的那一部分仍然是用“tu-toi”（你—你）的形式写的，但它似乎分解了被称呼者的性格特征……。[7](P119)同时，作为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由对埃莱娜·西苏的人称呼语的解析，悄悄地进入了她复杂而诡谲的女性主义：西苏是以母亲和孩子的空间在展示人们的奇特存在，像谈到妇女的多元化时，呼语则采取了说明文或非人称模式，其“同他者的伦理关系使得将个体普遍化成为必需。而且在母亲作为类生命而不是类存在物、作为前占用的空间中，并没有伦理—神学的我—你(I-thou)的位置”。[7](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