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4-0168-08 在中国当代的文艺学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这么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政治对文艺有何影响，文艺对政治是否具有可观察到的、确定性的效果。二是，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三是，艺术品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其艺术和审美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四是，作为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领域，文艺与政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联。五是，从传统的党派政治到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本文拟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古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他们看来，文学反映了它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精神、主导性的观点和构造性的政治原则。在暴政统治下，诗人会给暴君唱颂歌；在民主制度下，诗人会迎合和加强读者的民主偏见，这是柏拉图反对诗人的根本原因。比如柏拉图发现，悲剧诗人为了取悦观众，常常被迫依赖于某个共同体惯常的关于什么东西是违反法律和风俗的感觉，而喜剧诗人被迫依赖于某个共同体惯常的视为滑稽和可笑的东西的观念。为了让观众发笑，喜剧作家往往利用观众的偏见，这种偏见即是反对和蔑视异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即是说，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总是给予观众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总是模仿敏感的性情，而审慎的心灵平静的人物如苏格拉底不容易模仿。即便模仿了也不容易被理解，特别是在节日聚会的时候，各种人聚集在剧院里，人们更不容易去理解控制了自己情感的人。柏拉图认为，只有他的哲学形式，要高于惯常的诗歌，因为它能够模仿高级的人物类型，即哲学家，这是普通的悲剧和诗歌不能做到的。当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同柏拉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作者为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塑造，反映和体现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种族、阶级、性别方面的偏见。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作家才去转换这种偏见。历史主义把作家完全决定于其历史环境，而柏拉图并不认为作家是意识形态的完全的产物，而是保留这种开放性，即某些人，如苏格拉底，能够超越于常规意见之外，获得真正的知识。 美国后现代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是：一、因为面临西方现代性的渗透，第三世界文化在与第一世界文化的生死搏斗中发展自身，因此，所有第三世界文化不能称为独立的或自主的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是民族历史的寓言。二、第一世界文学的主题是弗洛伊德式的个人欲望的投射，第三世界文学的主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放叙事。三、由此，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是政治斗士，而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封闭于狭隘的专业领域，在他们那里，公私是分裂的，政治和个人是分裂的，其学术无法反映和把握社会整体。①杰姆逊这里理解的政治是宏大政治，即解放政治。如果以后结构主义观点，西方的文学，即便是杰姆逊说的力比多的书写也是政治性的，是身体政治、微观政治，这种政治也是某种宏大政治的表现。比如，19世纪的英美文学似乎避开政治性的主题，其所描写的人物对公共生活无兴趣，他们回归到纯粹的个人生活诸如过好日子、爱情、组织家庭等。但即便这种生活也具有政治维度，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的生活理想，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霍布斯和洛克等政治哲学家理想的实现。他们希望欧洲和平，致力于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公共领域转换到私人领地，从非民主的政治斗争转换到和平的关心私人事务的生活之中。这些作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关心私人生活，是因为更基本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认同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及其伴随的生活方式，这才去开拓这种制度下的生活的复杂性。 从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审美的，而政治是关于治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审美经验有助于促进德性培养，这样，艺术生产与政治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构造美好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自由的，而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因为，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那么它也可能是压迫性的，它可能压迫追求自由的艺术。但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艺术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通过明确的政治内容，而是借助非直接的、隐秘的美学技巧或艺术形式，比如运用讽刺、比喻、幽默、象征等美学手法对颠覆性的内容予以编码和加密，这种掩饰是艺术逃避审查保护自己的方法。莉迪亚·戈尔(Lydia Goehr)举了一个例子：1986年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萨格勒布(Zagreb)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一群人面前表达抗议，他模仿一个政治家的演说，但没有使用语言。之所以使用哑剧，因为这是避免被以违反法律的名义起诉的方法。但观众明白无误地理解了其中的含义。②使用不违反法律的美学技巧或形式是颠覆性的艺术政治行为得以生存的手段。 但是，艺术的外表，即非直接、隐蔽性的、致力于颠覆的美学形式与其政治效果之间存在矛盾。使用公开的颠覆性内容就违反了法律，只能在美学技巧中表达颠覆性的内容，但必须让这种美学形式广为人知，即人们要能够熟悉理解这种艺术形式。如果形式太过离奇或技巧性太强而难以被大众所理解，就削弱了颠覆性政治内容的传播效果；如果政治内容太过直接，则这种艺术只能保持在地下状态，比如文革中的许多诗歌。把艺术保持在“地下”是宰制性社会控制对抗性元素的方式。这即是说，在高压政治环境中，艺术的美学对抗可能具有相反的效果：颠覆性内容突出则艺术可能被迫保持在小范围的地下状态；要颠覆性的艺术广为人知，则必须借助美学形式，但美学形式的运用可能导致艺术内容的费解，这就可能损害艺术的政治效果。③ 在压迫性的社会，艺术要追求自由，如杰姆逊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都有民族解放的主题，因为中华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问题，于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观点就出现了。但艺术一旦去除了社会政治这一宏大叙事，就可能琐碎化为娱乐，这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担忧，认为大众文化导致人们远离政治和解放。他们认为，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或最高的幸福状态，艺术仍然要为自由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