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的高尔基典型论

———30年代周扬、胡风之争与典型说论辨[*]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运华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读博士 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报

内容提要:

高尔基的典型论属于传统的理性主义范畴。高尔基的典型论是他全部文艺思想的核心,它建立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能够使人从中认识社会、认识现实这样一个反映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对于20—30年代正在建设中的现代中国文论而言,典型论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周、胡之争的焦点即是典型的共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界定。讨论着文学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文学与国防文学,伴随着救亡的马克思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典型说,不可避免地成为武器,被理解、被阐释为阶级性的代表,从而迅速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定格了。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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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20年代始,作为持续介绍“普罗文学”的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体的俄苏文论也渐次进入中国文论体系之中,并迅速成为进步文学的精神骨架和血肉。本文重点论述的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逐渐引入的高尔基典型论在现代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的流变及影响。要详细论清这一问题,就必须理清高尔基典型论的原始形态以及它与作家全部文艺思想的关系。就本人所见,这一问题在现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和现实层面上仍有不少环节尚未廓清,进而,影响到某些理论问题的阐发,值得深入探讨。又由于它对于30年代周扬与胡风之间的典型观论争,五六十年代展开的典型论争, 有着极为紧密的思想联系, 并成为80年代上半期同一问题的建设性对话的重要前提;兼之,在当代学术界存在着种种观点,认为高尔基典型论对现代中国文论的庸俗社会学习气的形成和滥觞,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其典型论从根本上说是类型论,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后退〔1〕;继而, 认为当代文论及创作实践已证明典型已经坍塌〔2〕……这种种理论分歧已证明, 理清这一问题是不乏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典型论从30年代之后一直作为中国文论的核心存在,因此,作为对它进行理论论辨的周、胡之争,便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而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核心便在这一论争(50年代的论争是它的余音)中被确定下来了,它对现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

      一

      这一论题的关键环节在于:高尔基典型论原始形态是什么?现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者们是如何接受它的。

      高尔基的典型论是他全部文学思想的核心,它建立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能够使人从中认识社会、认识现实这样一个反映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因此,要理清高尔基的典型论,就必须联系它的全部文艺思想和哲学、社会学思想,并以此为基点,全盘把握他对“典型”的各种不尽相同的论述(包括论述方式、观点差异、因论述所及对象不同而显现的表达方式差异,以及限于环境而出现的言语差异)。

      高尔基典型论的理论基础是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的认识。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存在超越具体社会关系而独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中的人的基本看法。高尔基人学思想尽管有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在30年代思想成熟时期, 无疑已形成为较为稳定的关于人的看法〔3〕。这从他数次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社会以外的人不是神,便是野兽”一语可以证实。在他看来,典型性格总是从他所属的社会集团、阶层内各种各样的人们身上所抽取的许多个别特点构成的。因此,他才强调“为了大概真实地写出一个工人、一个神甫、一个店铺老板,必须很好地认识清楚成百个神甫、工人和小店铺老板。”〔4〕在这里, “一个”和“数百个”不是单纯的数量关系,而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对个体的社会性、阶级集团性因素的强调。典型是对人的艺术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处于社会、历史、阶级中的人;这个人必然拥有这一切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这可称为高尔基典型论的人学基础。

      塑造典型,对于作家来说,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于读者而言,通过它则可以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在高尔基看来,单纯表达个人喜好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哪怕是生活在最偏僻地带的作家,他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阶层的烙印。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强调:作家在塑造艺术典型时,始终是理性的、自觉的,不会有什么迷狂的、“自动的”的写作。他说:“高度发达的观察力,善于发现类似之处,善于看到差别的条件下,只有在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创作典型〔5〕。 只有对自己表现的对象认清了,才可能艺术地把握它。因而,他极为推重认识和想象这两种能力。一旦作家以认识和想象来营建艺术典型,那么,他们对所反映的生活便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本质的认识。因此,对于读者而言,他们透过艺术典型认识生活的本质,才有可能。

      对想象的推重,也是服务于文学认识论的。高尔基认为:据实描绘一个人的肖像,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典型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都能创作出这一个人成功的肖像,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的肖像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和生活的认识上,它几乎是毫无用处的。”〔6〕因此, 文学艺术典型必须在现实生活的具体个人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和推测完成。那么,想象的内涵是什么?想象据以运动的基点是什么?高尔基认为,只能根据人的社会身份、时代因素、人际关系等因素来推测。个人的思考、心理、外在行为,绝不会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性格弱点、自然欲望,否则,这样塑造出来的形象,仅仅具备生物学的意义,尽管它或许会是生动的、有趣的,但它达不到“社会的”、“教育的”意义,也就不会有审美的价值。

      从对高尔基典型论的基础和功能的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出,高尔基典型论属于传统的理性主义范畴。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在西方泛滥的非理性思潮,与曾经影响过高尔基的尼采的思想也毫不相干,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学说、实践也不搭界,相反,它与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审美传统、启蒙趣味密切相关。处于20世纪世界文学,尤其是放在俄罗斯文学传统和被压迫民族启蒙文学这个大的环境之中,这种理性和启蒙色彩正好契合了渴求文学充当“投枪与匕首”的审美心理。这也是它能迅速为中国文论所吸收、消化的前提。

      二

      那么,高尔基典型论的核心是什么呢?对于典型塑造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之间关系是如何处理的呢?这是一个长期讨论却众说纷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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