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因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尖锐对立，更主要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始于近代的中国文化的第二个转型期彻底终止。其间有两次定位：第一次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近代学习西方科技与君主立宪政治、现代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定位，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次是“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定位为“阶级斗争学说”。结果是与资本主义斗，中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修正主义斗，中止了中苏文化交流。尽管我们努力开辟第三世界文化交流，但我们同第三世界的文化来往，既无影响，又无接受，在某种意义上，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片空白，从而使形成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发展于动荡的战争年代的比较文学，却停滞于和平的建设年代，直到1978年“ 史无前例的岁月”结束，这便是—— 一、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根源 （一） 国际根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机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失时机地促成了周边国家如波兰、捷克、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化；作为这种“以点带面”的社会主义文化格局中的一员，中国又带动了自己的周边国家的社会主义化，如越南、北朝鲜等。从而使国际文化的欧美资本主义一元化，变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文化对立，就象两只卡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大手，断送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生机。 1.由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到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的文化 历史表明，1949年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是造成今天的中国贪穷与落后的根源之一。也从反面说明，我们闭关自守，自甘落后，则是造成今天的中国贫穷与落后的又一根源。具体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一方面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政府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得不到承认，中外文化交流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自我封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956）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然而，一旦被阶级斗争学说定位之后，则变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此岸文化’，其特征是“ 唯利是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是一种“彼岸文化”，其特征是“跟着感觉走”。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是效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核心是信仰。也就是说、作为两种文化模式的典范、世界强权的两极的美国与苏联，中国本来是可以与之沟通的，在信仰或政治模式上可以与苏联沟通；在经济或商品市场上可以与美国沟通。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对信仰的执著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肯继续与苏联修正主义为伍，洁身自好的同时，又失去了与美国沟通，发展经济的大好机遇。并进一步表现为一种“恨屋及乌”的文化心态，比较文学诞生于法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法、美、德、英、日等国家，就连中国的领地台湾与香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于是，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便遭到社会主义文化的抵制与批判。 2.由学习苏联模式到重蹈覆辙 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因反资本主义文化而反对比较文学是“ 恨屋及乌”，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作为又是对苏联的爱屋及乌的表现。俄罗斯是较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一批对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关系进行求同存异的论著，如雅墓莫夫的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1883）等，“俄罗斯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开设的“ 总体文学”讲座，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学者。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苏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日尔蒙斯基等一批比较文学学者。3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苏联遭到抵制与批判，苏共中央在1946年的决议中要肃清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文学首当其冲。接着便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的遗著进行清算。到50年代初，比较文学仍被视作19世纪后期出现的资产队级文学的反动流派，同世界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密切相关。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受发展中的比较文学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比较文学的支持，苏联才开始认可比较文学研究，却又阳奉阴违。1960年，苏联为复苏比较文学召开了“ 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大型讨论会，而会后的官方报道却说：比较主义的方法与我们格格不入，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决不接受比较文学。〔1〕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旧标志着苏联比较文学的解冻与复苏：一是这次会议集中苏联比较文学界的新旧力量，如老专家阿历克赛耶夫、别列斯基、古得德济、日尔蒙斯基、康拉德，新秀涅乌波科娃、萨马林、洛米泽等；二是肯定了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同时强调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特征与民族传统，对东西方文学比较进行了必要的关注；三是重新评价了维谢洛夫斯基“卓越的研究”。到70年代初的“ 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议（1971），苏联比较文学开始走上发展之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由林秀清的经历也可以一叶知秋：林秀清原是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伽列（ψ。e.IE66σ）教授的博士生，为响应周恩来总理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出的“ 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于1955年回国，分配到北京刚成立的外交学院任法语教师。1957年又因发表“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 右派言论”，“从此只能教语言，不能搞有关上层建筑的比较文学了”。〔2〕后来调到复旦大学又主要作法语专业主任的行政工作，令人惋惜地离开了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回顾这段历史，一位前辈学者当我们问他何时能够再出一批国际知名学者时，老人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几个朝代，不仅没能坐上热板凳，连个冷板凳也没落得着坐。”在这伤心无泪的岁月，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对比较文学的批判与对比较文学学者的冲击，是在老大哥苏联的比较文学已经解冻并走向复苏的情况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