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字鹤卿，号孑民。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清末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编修。青年时代，接受进化论的观点，主张教育救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倡导民权，委身于中国近代教育，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组织了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开始构筑中国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并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建，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最具特色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和集大成者。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从1840年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前思想的酝酿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冲撞、相互融合。蔡元培从进化论的思想开始，首先在南洋公学点燃起反封建的“火种”，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改革，在北大包容各种思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一、首次在近代新式学校内举起反封建的伟大旗帜，把教育与革命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的教育救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 1、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近代的中国提出各种救国的口号，蔡元培信奉的是教育救国的思想，并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思想的实践。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强大，必须从教育这个根本方面着手培养一大批革新政治的人才，他在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的演讲词中，把教育归为政体改革的关键，以教育开发民智，以达到反对专制的总目标。以教育来培养人高尚的人格，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上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改造，使人能具有安贫乐道的志趣，独立不惧的精神，在保存固有文化的同时，创立新的文化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蔡元培早年挤身于仕途，1892年蔡元培在会试中金榜题名，被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这时的蔡元培在科举的仕途上达到最光辉的顶点，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禾十分赏识蔡元培的才华，不久蔡被授为翰林院吉士，后又升补为翰林院编修。那时的蔡元培真可谓功成名就，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思想震动较大，《马关条件》的签订他感到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思潮，并潜心于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以寻求救国之道，为直接博览外文书籍，他开始学习日文、英文，对西学达到热烈程度。通过研究他认为要革新政治必须从教育入手，康梁的变法失败后，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代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2页。）找到了他的救国之路，也形成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随后他便投身于教育救国的运动中。 1898年秋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托疾请假南下从事教育，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1898年冬他在故乡绍兴被好友徐树兰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开始了当时的新式教育活动。他的做法招致地方顽固势力的忌恨，他不肯向顽固势力妥协辞职而离去，第一次投身于教育便开始革新教育，在新字上下大功夫，以达到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加快近代学校教育发展的步伐。 后又到绍兴附近的嵊县的剡山书院任院长，到任就对这个旧式书院充实新学，倡导科学，培养学生兴趣，后因学校经费困难，改革无法进行，他再次辞职。而后又与童亦韩去临安、余杭等地为绍兴的侨农办了一所小学。又在杭州筹划将某书院改为师范学校，因旧势力的反对阻扰，也没有办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蔡元培教育救国兴办教育的尝试时期，他感到了办学的困难，了解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看到了新旧思想斗争的激烈，也坚定了蔡元培的斗志。 2、首次在近代新式学校内举起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旗帜，使教育救国思想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 1901年夏，蔡元培应上海澄哀学堂总理刘树屏的邀请，“代理一月”。（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3页。）8月他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教授，南洋公学对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公学重在发展普通教育，以上院、中院、下院为主干，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教育，同时继承了早期洋务教育的专门学堂的性质，开设了特班，以培养社会所急需的人才，特班是公学的附属部分，这所学校在当时可谓最新式的学校。 特班开设于1901年，举行了两次招考，共招收高材生42人，他们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青年。“拟授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任当时特班的总教习，除了教课外，他还负责管理学生。在特班他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新的授课方法，规定学生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体操课，其余半天留学生自学。他还亲自修订课程供学生选学，规定每个学生阅读课程中每天写出札记，蔡元培每天对学生的札记都进行认真批改。每个月他还给学生做命题作文一篇，也由他自己亲自批改，每天夜里还召集两三个学生谈话，交流学习心得或对当时时局的看法，黄炎培回忆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天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注：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建立融洽和谐的新型学校的师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