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即将来临。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们曾反复提醒人们：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最激烈的竞争将由物质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转向造就人才的教育领域。在理性世界中，教育取代了古老的神话和信仰，持各种观点的人都一致地把教育当作现实的希望紧紧抓在手里。乐观主义者力图通过教育来塑造美好的未来，悲观主义者也大声疾呼：“教育和灾难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 当代教育是一个布满危机又充满希望的领域。教育怎样才能克服自身的危机，并发挥对未来社会的导向作用呢？这显然需要从宏观战略高度思考教育价值的未来导向。 一、平等与效益：当代教育发展中的两难抉择 在宏观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如何实现各类教育功能的整合？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难题。 现实社会中的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各类教育功能之间不仅有统一的方面，而且有矛盾冲突的方面。比如，教育的育人功能要求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但用人部门则更多地考虑所需人才的专业特长，在有限的教育经费和较短的教育周期中，专业化甚至片面、畸形化的训练显然要比全面和谐的教育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角度看，这是应该肯定的，因而成为某些企业家的教育宗旨，但却受到教育家和社会学家的激烈批评，认为这是使人变成经济的工具！又比如，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要求教育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并迫使教育本身的发展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为此，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而且教育内部各学校之间和学生之间必然要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同教育民主化与教育机会均等的尺度就会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削弱和危害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维系社会秩序之功能的发挥。当代教育功能论中的矛盾冲突虽然错综复杂，但都离不开贯穿在各种矛盾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这便是平等与效益的矛盾。 平等与效益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且存在于当今世界各种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尤其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上，平等与效益是个无法回避的两难抉择。 在教育领域，平等与效益的矛盾贯穿和体现在各种教育的价值选择之中。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2亿人口、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在改革开放中各类人才需求又十分迫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教育发展中的两难抉择就更为突出。比如，科技进步一方面要求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有适当数量的尖端科技人才，而且水平越高越好，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投资决策，如何取舍？又比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加速教育的普及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而现实的政治选择要求在改革开放中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劳动者素质的改善中也必须按人才市场的客观需求，保持受教育程度的最佳梯度结构，这又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二律背反。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中也无法逃避这样的二律背反。为适应21世纪的世界舞台，显然要求从小培养强烈的竞争意识，但这与学校中的道德如何统一？学校的校长、教师们一方面要在学生面前和社会面前保持为人师表的人格、尊严与魅力，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和现行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的束缚下要想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就不得不在“创收”中“屈身拾取金苹果”，以致“斯文扫地”！ 在作为现实教育指挥棒的各级各类考试和毕业生分配中，这种价值选择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困扰主考者与应试者、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最大的难题。 怎样在当代社会的种种挑战和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面前作出明智的价值选择呢？ 教育价值舞台上平等与效益的矛盾冲突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有益的。正是这一矛盾的不断解决与不断深化，推动着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的波浪式前进，也促进了人们对教育价值认识与探究的螺旋式上升，这就是教育价值观中的辩证法。 教育系统同任何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一样，如果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必然在不断加剧的“增熵”中陷入紊乱并走向“死寂”，只有在开放的发展系统中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尤其是不断输入足以抵消“增熵”的“负熵流”，才能进入从混沌到有序的良性循环。 教育价值选择如何步入这种从混沌到有序的良性循环呢？下面让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就此难题作一番时代畅想。 二、调整两个目标模式，寻求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契合 当代教育价值论舞台上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将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整合起来。在现实中，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不仅有统一的方面，而且有矛盾对立的方面，若不能把握二者的对立统一，就很容易将二者割裂开来。这种目标导向中的割裂在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实践中严重地存在。比如，我国基础教育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地方社会发展目标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较严重的脱节现象，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政策（包括教育评价体系和劳动人事制度）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舆论的维系，使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目标模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中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尤其是使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成为“离农教育”，使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陷入恶性循环。如何走出这一怪圈呢？根本出路在于寻找国家、社会发展与基础教育发展之间的统一性与结合部，然后从两方面入手调整目标模式： 首先要调整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国家或地方的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更不能窄化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发展是扩大人民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要使人民更加健康地生活、获得知识和取得相当水准的生活资料，而继续扩大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机会，则是人类发展的关键。一旦确立了这样一种发展观，基础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就自然地统一和协调起来，基础教育以其特有之地位与功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必须调整基础教育目标模式，以往的基础教育主要为继续升学打基础，这一狭窄的目标必须扩展，要把改善国民素质、使每个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都能具有在未来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行为习惯作为基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模式，这样就能增强基础教育“产品”的社会适应性，使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