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19)04-0024-14 人类对教学实践的理性探索由来已久，教学论实际上就是这种理性探索的产物。如今，教学论研究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教学论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在不断提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教学问题层出不穷，教学论学科面临与日俱增的挑战。回望我国教学论的发展历程，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教学论的特点和问题，把握影响教学论发展的内外部动因，总结教学论发展的成绩，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化教学论研究，推动教学论学科的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 任何学科都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行演进的知识体系，它不仅取决于外部社会环境及其变化，而且要靠研究者的智识努力，因而是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结合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及其影响，我们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学论学科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前后相连，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苏联教学论的引入(1949-1957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面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全面学习社会主义苏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①1949年12月30日，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明确地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教育的方向。1952年11月，《人民教育》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的评论文章，指出：“首先由于我们的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鉴。”1953年初，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把“要学习苏联”作为全年的三大任务之一提了出来，将向苏联学习推向了高潮。 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和理论中，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深远。1951年，陈元晖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教育学课时，就已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作为教育学讲授的主要参考书。40年后的1991年，陈元晖先生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优缺点做过中肯的评析。他认为，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优点有：一是它明确宣称教育学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科学；二是它继承了赫尔巴特和乌申斯基等先辈教育学家的成果，吸取心理学知识应用于说明教育和教学理论；三是它有完整的结构和体系，是编写教育学专著的参考。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缺点主要有：一是机械论多些，辩证法少些；二是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非辩证评价；三是美育问题的理论薄弱；四是对教学论的表述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影响的缺憾。②教学论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着重点，它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强调课堂教学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它认为：“学生领受既知的、为人类所获得的真理(知识)。学生经常由有经验的教师来领导。教师是专门为了教育和教学工作造就出来的人。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有巩固知识的工作。在教学过程中，还包括有计划地实现着发展每个儿童的智力、道德和体力的工作。”③这些思想和观点为我们所吸取并贯彻于实践，后来被我国学者概括为教学的“间接性”“领导性”和“教育性”，深深地烙印于我国教学认识论之中。 学习苏联是必要的，但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伴随着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全盘批判和否定，这就拒斥了对西方教育理论合理内容的借鉴，助长了对苏联教育理论的绝对化倾向，也因此忽视了我国教学的既有传统和现实。实际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理论界既有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也有我们自己的实验探索，已形成多种教育思想并行又相互交融的格局。弃绝既有的一切，然后彻底地转向，这就中断了教学论学科发展的连续性，无疑是对教学论学科发展逻辑的一种否定和消解。 (二)中国化的曲折探索(1957-1976年) 1957-196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④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教学论艰难探索的时期。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在引入和模仿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弊端。在当时国内外复杂情势逼迫下，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急需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国便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公布，拉开了“教育革命”的序幕，逐渐背离了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正常教育和教学秩序的混乱。在教育理论领域，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一些学者如朱典馨、瞿葆奎、曹孚、张文郁等发出了教育学中国化呼声，并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但在“教育革命”中却出现了教育学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诠释的现象。 1960-1964年，教育工作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决策部署，“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得到了重新明确，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得到了加强，教学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可是，这种良好的端倪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又被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教育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教育教学工作陷入混乱之中，教育学领域中断了，教学论研究停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