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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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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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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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人类正处在全球经济即将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工业经济将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升华,知识经济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目。如果说昨天的“工业经济”是以能源原材料创造财富的话,那么明天的“知识经济”则是依靠知识来创造财富。所谓知识经济指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这里的知识包括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以原材料、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强调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作用的重要性,知识及其积累的重要性在经济过程中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到来,将对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和政策、政府的职能与作用、企业管理、人们的思维尤其是对历史悠久的“工业社会”教育模式、教育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教育改革的关系,探索“知识经济”对“智能教育”、“终身教育”、“通才教育”、“管理教育”的影响是有益的。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定义,知识可分为四大类,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样做(Know—how)和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 前两者是事实或科学原理和法则,是可以方案化,可编码的知识,因而也是信息;后两者是不能文字化的知识,是决窍类的知识。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尽相同,与别的经济要素,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国内研究者根据科学专家齐曼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概括, 总结出知识具有以下七点特殊性:(1)不可替代性,在经济理论中,所有物品是可以替代的,而每一种知识具有独特性,所以知识是难以替代的;(2)不可相加性, 不遵从物品的加法定律;(3)不可逆性,人们一旦掌握了某种知识, 便不可逆转,不可被剥夺,某种知识一旦传播开来,就不可收回;(4 )非磨损性,知识在使用中本身不会被消耗,可被重复使用;(5)不可分性, 一条信息不可能被分成几个部分,在这里不存在半条信息的说法;(6 )可共享性,所有物质商品都有排他性,但一人拥有的知识不排除他人也同样完整地拥有;(7)无限增价性,知识在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 ,有不断被丰富、被充实的可能性。知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知识与一般生产要素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知识成为主要经济要素后,经济的增长方式会发生根本变化,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知识经济中的主导要素是知识,它的核心是以智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和以科技为核心构造新的生产力体系。计算机的普及、因特网的出现、通信与计算机的“数字趋同”对知识经济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规模从批量生产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生产和贸易的知识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效益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而不再是有形的资产,知识作为解决国家面临经济困境的重要措施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工商活动之中。有人预言在当前国际充满急剧变化和相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快速增长的知识型经济体系将是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世界各国均十分关注对知识经济的研究。教育,历来是传播、发散、创新知识的重要基地,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贝克尔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75%以上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知识经济”的现实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使原先建立在“知识、科技成果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因素条件下的教育系统,应如何去适应“知识、科技成果和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的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教育系统应该如何改造、发展、创新?是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知识经济”与“智能教育”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和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发展,知识量在短时间内发生猛增现象,有人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知识爆炸”。这种知识量猛增现象,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早研究知识量猛增的是美国美以美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弗里蒙特·赖德。1944年,赖德对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增长率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平均每16年翻一番,他还以耶鲁大学图书馆为例来说明他的研究成果。耶鲁大学图书馆在18世纪初期藏书10000部,按16年增加一倍,到1938年该馆藏书应该增加到260万部左右。经调查,1938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实际藏书为274.8万部,与理论的“标准增长率”十分接近,说明赖德所发现的图书馆增长率是可信的。

      继弗里蒙特·赖德之后,美国科技史家德里克·普赖斯对知识量作了深入的研究,把赖德发现的增长率推广应用于科学知识的全部领域。普赖斯在他的名著《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以科学杂志和学术文章为知识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进而对知识量的增长率进行推算。最早保存下来的科学杂志是1665年首次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此后科学杂志的数量不断增加:1750年为10种左右;19 世纪初期达100多种;19世纪中期达1,000种;1900年达10,000种, 由此普赖斯得出结论:科学杂志是每50年增加10倍。同时普赖斯又对提要性杂志的增长率进行了推算。1830年出版第一种提要性杂志,此后这种杂志也是沿着每50年增加10倍的速率不断增长着,到1950年达300种左右。 普赖斯据此得出一个杂志的数目:“按指数增长”的规律,而“包含于其中的常数,实际是大约15年增加一倍;50年增加10倍;在一个半世纪内增加一千倍……”此外,普赖斯还研究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目的增长率,他对自1918年开始刊载于《物理提要》上的文章数进行了研究,发现文章总数一直是沿着一条按指数增长的规律发展着,其误差范围不超过总数的1%。进而,普赖斯以1951年以来的大约30 个这样的分析为基础作出结论说:“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每间隔大约10到15年的时间增加一倍,每年增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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