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学派之一——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这一学说问世后，不仅在心理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而且对其它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育亦不例外。尽管弗氏没有留下任何论述教育的专著，而且他自己也曾谦称：教育是他尚未解决的三个课题之一，〔1 〕“对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本人没有任何贡献”。〔2 〕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对教师和家长所起到的成人对孩子的权威作用作深入的探讨、分析，并在必要时提出批评。”〔3〕此外， 正如弗氏在其晚年写成的《自传》中指出的：“抵抗、压抑、潜意识、性生活的病源学意义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4〕而这些理论都具有极强的教育涵义。故诚如有人所言：“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在其产生的每时每刻，都在解答教育方面的某一问题。 ”〔5〕加之在现实生活中，更有许多弗氏的信徒或与其思想产生共鸣的教育工作者，结合教育问题，对弗氏学说作了灵活的诠释、运用，这就使得这一学说对于现代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有人断言：“弗洛伊德对20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6 〕“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教育的影响更大”。 〔7〕弗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反响、评价如何？笔者拟在本文中对此问题作一综合的考察及探讨。 一、潜意识理论对教育工作者的启示 弗氏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乃至基础是关于潜意识的理论。弗氏将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或称无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包括人此刻意识到的，以及此刻意识不到，但可忆起、复现的部分。潜意识则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有关的欲望。它们往往由于不能为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所容，而被压抑，处于意识阈之下；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地活动着，以求满足。有人形容道：在弗氏看来，人的潜意识就像一个由原始冲动、各种本能以及被压抑欲望所组成的过去经验的大仓库。〔8〕 由于潜意识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愿望冲动、表现方法和特有机制的特殊精神领域，它比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更为深沉、更为复杂。弗氏是一个“绝对决定论”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及任何心理现象都离不开因果链条，最终都是由深埋在潜意识中的人的真实的动机及目的所决定的，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均可由此加以解释。弗氏还试图从分析梦境入手，来揭示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弗氏在潜意识这一概念基础上，后来还提出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说。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过程，心理学则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由感觉而产生的情绪、思维和意志，这些清醒的、自觉的、理性的意识乃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特点。在崇尚外铄论的传统的学校教育中，人们也往往只注重意识部分，而忽视儿童的身心特征及内在需求、动机。弗氏的潜意识理论问世后，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新世界，对上述传统的教育观点提出了挑战，并引起了许多反传统教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20世纪20年代，欧美即有一些教育家在此问题上进行探讨并付诸教育实践。即使在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理论也受到一些人的关注。 例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在1932年即撰文指出：“弄清楚潜意识的冲动与有意识的冲动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值得注意的。……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关于使人的潜意识的冲动迁移到有意识冲动上去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9 〕前苏联的其他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如维果斯基、鲁宾斯坦、列昂节夫等也曾对潜意识理论产生兴趣，并进行了有别于西方学者的独特的研究。〔10〕 二战以后，西方不少教育及心理学工作者继续致力于潜意识的研究，并将弗氏的有关理论作为其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例如当代美国著名教育家，改造主义教育流派的领袖布拉梅尔德（T.Brameld）将“非理性”作为其学习理论的基础。所谓非理性，“就是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之下的原始的力。”〔11〕布氏提出：“人类决不完全是理性动物，他们总是无意识地深受感情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的。”〔12〕由于非理性和感情因素的非常规性和难以捉摸性，在学习过程中常被忽视和回避。但“如果我们要把教育的力量有效地导向像民主世界文明这样伟大目的的实现，就必须认识到并利用这些强大的非理性的力量。”〔13〕布氏还利用弗氏精神分析的语言说道：聚集在“自我”中的智力任务就是学会怎样对一个聚集在“本我”中的强烈的欲望进行指导，以便遵从或修改聚集在“超我”中的意识的社会强制性。布氏的上述观点在西方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弗氏的潜意识理论还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康乃尔强调指出：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揭示了“内心推动力量和内心斗争对人格的影响”，对潜意识影响重大意义的新理解，极大地推动了儿童心理学的发展。20世纪许多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例如格塞尔（A.Gesell）、艾萨克斯（S.lsaacs）、 皮亚杰（J.Pigqet）等都曾受惠于此，从而导致“对童年的研究迅速地成为一种公认的科学。”〔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