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教育批判的三大误区

作 者:

作者简介:
乔卫平(1956- ),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教育科学

内容提要:

在处理传统教育与现实教育的关系方面,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陷入三个误区:第一,每一次教育改革都以否定前一阶段教育的“自我否定”为基调;第二,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构成认识传统教育的主调。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所依赖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所必需的经济资源不断减少,而教育改革的主题却不断扩大,这种相悖的历史格局,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变迁难以摆脱的第三个误区。摆脱以上三大误区,是21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的必由之路。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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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4)02-0006-05

      近年来,教育界在如何处理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传统教育的价值与作用方面,存在较大歧义。总的来看,在众多研究中,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多为封建糟粕、主张全面否定、断然抛弃的观点仍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甚至有人在大学的讲坛上公然赞赏十几年前个别所谓“精英”的观点,哀叹中国近代殖民化的程度不够彻底,否则中国本可以彻底告别落后的东方,一举跻入西方文明的先进行列。

      对于各种否定或贬低中国传统教育的言论,本文无意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或文章,逐一反驳。我们认为:彻底否定传统教育的言论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教育界在对待传统教育的问题上陷入了若干误区不能自拔。澄清这些误区,则可以正本清源,纲举目张,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教育的认识问题,也有益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判断当前中国的教育及其发展方向。

      误区一:“自我否定”构成了中国教育变迁的主调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教育发展的进程是极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在1840年之前,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主要表现为一种持续的扩张性和连贯性;二是在1840年之后,则总是通过否定前一阶段教育来实现向后一阶段教育的跨越,是以不断的“自我否定”来构筑教育沿革的系谱。

      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朝教育之间,保持着贯通一致的教育主体的前后因袭关系。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教育的沿革大体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国家教育体制和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主导观念虽然屡经损益,但其主体却几乎从未间断地连贯传承下来。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介入,为中国教育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彻底改变了中国教育变迁的轨迹。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不断遭受的失败相似,教育领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这种挫折就包括尝试选择教育改革的方案屡试不爽。前一阶段选择的方案失败了,下一个阶段就再找一个新的方案从头做起。如此类推下去,在整个19世纪中下叶到20世纪中下叶的一百多年间,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教育变迁的系列。同1840年以前中国教育沿革的模式相比较,前者呈现连绵起伏的曲线图式,后者则由若干断层组成了大起大落的剪刀差。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今,中国共经历了对传统教育认识发生重大变异的四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其思想代表分别为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与主张进行初步资产阶级改良的维新派,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中国近代洋务教育和改良主义教育的实施。第二次则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发端的文化教育改革思潮为代表,后续延至20世纪20至30年代。其间,经历了“五四运动”、北洋政府的尊孔复古运动、20年代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乡村教育运动。第三次主要为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

      第四次浪潮包含了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种种认识。其中,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发生了前后两种互相否定的思想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在世界经济普遍发展迟缓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其共同拥有的儒家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这些国家及地区获得成功的动因,儒家重视亲情、敬学、勤奋、克俭的精神也受到了广泛的推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领袖甚至公然宣称儒学正是诊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弊症的灵丹妙药,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这种声音传入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再加以中国正处于纠正“文革”极左思潮的大势之中,由此形成了一个回归并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合力。在这种氛围下,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国内学术界一大批人士进一步揭出“新儒学”的旗帜,认为只有所谓的“新儒学”才能告知我们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亚洲经济,与此同时,国外张扬儒学的声音也基本沉寂下去。在国内,一味指斥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再次喧嚣而起,一些人甚至迎合西方某些对中国文化怀有敌意的言论,宜称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应由儒家文化来承担。这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对儒家文化作用的过度张扬,其实只是一个短暂偶然的弦外之音,金融危机发生后随之而来的叱骂儒学的怒吼,才又回归到了近代以来一向自我否定的主旋律。

      在上述四次教育发生重大变异的过程中,一味批判或否定既往教育的思想倾向随处可见。如:改良主义教育狠批洋务教育,白话文教育痛斥文言文教育,民国教育诅咒清末教育,等等。建国以来,对整个中国传统教育的认同程度很低,基本否定的倾向也极为明显。十年“文革”期间,不仅以毁灭性的方式彻底否定并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而且全面批判1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终于逐步走向正规,近年来又开始提倡“素质教育”。提倡“素质教育”,本来只是为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偏差,并不意味着非要再次掀起一场批判既往教育的热浪。但许多人再犯了习惯性的老毛病,又以“素质教育”为名,将“文革”结束后我国20年来的教育贴上“应试教育”的标签,这就又进入了最新一轮以批判“应试教育”为主题的自我否定的怪圈。

      从理论上讲,以“素质教育”为名,来取代或否定所谓的“应试教育”,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概念。谈“素质”,是强调教育具有广义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职能;谈“应试”,是强调教育还包含了学科基本知识阶段性学习成效的评估功能。二者的关系是互补共生、缺一不可的:没有标准化的阶段性的学科知识评估,广义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缺少广义的发展目标,阶段性的学习与评估也会陷入迷思,其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局限。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教育,都是不完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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