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世纪转换时期人类精神的重要发展趋向。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的道德教育是以与生活世界的剥离为特征的。因此，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是未来国际化时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发展课题。 一、回归生活世界：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向 154年以前，马克思写道：“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 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1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并只能按照其所属物种的尺度来演进；人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并且既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又能按照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涉及到“生活世界”问题，但这是广义的“生活世界”：人通过其“生活活动”所创造的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与动物以“生命活动”为内涵的“生存世界”相对应的范畴。 20世纪以来，人们深化了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将广义的生活世界分成相互联系的两部分：一是指每个人都在从事的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为主要内涵的自在的、重复性的生活领域，即日常生活世界，这是狭义的生活世界；一是指人们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非日常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由科学、艺术、哲学等构成的非日常的、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即非日常生活世界。我们所讲的“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指回归狭义的生活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不同的哲学流派对日常生活世界有着不同观念，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世界理论。 （一）生活世界理论的两种倾向 本世纪西方的一些重要哲学流派如现象学、存在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一致的特点是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不同哲学家对日常生活世界有不同称谓〔2〕， 如现象学的主要代表胡塞尔（E.Husserl）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 ）、“日常生活世界”（alltaegliche Lebenswelt ）或“周围世界”（Umswelt），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海德格尔（M.Heidegger）称之为“日常共在的世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称之为“生活形式”（Leben Form）， 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列菲伏尔（H.Lefebvre）称之为“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K.Kosik）和赫勒（A.Heller ）则分别称之为“伪具体性的世界”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从总体看，这些哲学家的生活世界理论存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对日常生活世界持积极的价值态度，以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着眼于拯救处于深刻危机和异化之中的科学世界、技术世界、艺术世界等非日常生活领域，主张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将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试图为人类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第二种倾向是对日常生活世界持消极的价值态度，以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科西克、赫勒为代表。他们对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招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及其自在状态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创立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旨在激励人们反抗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状态，创立自觉的、人道化的日常生活，生成自由的、创造性的、人道化的个体。 （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念 早在本世纪30年代，胡塞尔就提出了在当时具有历史意义、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念：科学对于人生的重要问题，即人生的意义问题，没有说任何话，在这里科学发生了最深刻的危机，即与具体的主体生活的分裂，为克服这种危机就应重返生活世界。胡塞尔在其晚年的名著《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实现了其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确立了其生活世界的理念。 生活世界概念在胡塞尔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涵义〔3〕。 但我们认为，胡塞尔主要是在与科学世界相对应的意义上理解生活世界的，这里的生活世界自然是“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写道：“现在特别要注意，在伽俐略那里就已经开始用一种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的世界暗中替代那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世界。伽俐略的后继者，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家，也都很快继承了这种替代。”〔4〕经过实证主义思 潮的强化，这种“替代”越来越达到极至，从而使科学世界（属非日常领域）与生活世界（日常领域）日益隔绝起来。但是，胡塞尔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关系的。首先，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世界是把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理论化、形式化的结果，由此也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本质区别：“生活世界的主观性与‘客观的’、‘真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在于后者是一个理论—逻辑的下层结构，这个结构在原则上是不可知觉的，在原则上是不可经验到它本身的存在的，而生活世界中的主观的东西在各方面都以可被实际知觉为标志。”〔5 〕可见生活世界是以“可被实际知觉的主观性”为其特点的，而科学世界的特点是“不可知觉的客观性”。其次，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是历史地统一的。就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而言，其生活世界总是蕴涵着前一历史时期科学世界的概念，同时也孕育着下一历史时期科学世界的基础。因此，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总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历史地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的生活世界包括了科学世界），这种统一是通过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活动而实现的。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活动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并通过对这种交往活动的探讨而确立了其在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交互主体论”。胡塞尔认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着生动的、充满“人格主义态度”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的交往，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是“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aet）〔6〕。“交互主体性”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为主体间的互识，即在交往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间是如何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其二为主体间的共识，即在交往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如何对同一事物达到相同理解，也即主体间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毫无疑问，主体间的互识与主体间的共识与是相互联系的：主体间不能“互识”便很难达成“共识”，主体间达成了“共识”便促进“互识”。胡塞尔认为，科学世界的“客观性”是由生活世界中的“交互主体性”所决定的，因为所谓“客观性”无非是主体间达成了“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