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教育管理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精华。 一、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思考，在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管好教育就要内行，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 面对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着手解决我国这样一个经济、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时，邓小平认为，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就要承认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和过去相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1]。“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如果“实事”是出发点，那么“是”就是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从出发点到落脚点，中间有一个“求”的过程。在“求”的过程中，邓小平坚决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深刻探索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次新的拓展。邓小平理论则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当代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对世界发展行程及格局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进行冷静思考。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跳越“卡夫丁峡谷”，是指跳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时期，而与资本主义相连带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则是不能跳越的。邓小平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晚年的设想，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3]“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4]“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5] 而要把教育搞上去，必须抓教育管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教育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内行的。早在1977年，他自告奋勇抓教育，提出“教育要狠狠抓一下”，表示“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6] 他还特别强调教育管理人员必须懂专业。他说：“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是专业人员。……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会管某一类学校。”[7]“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 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8] 邓小平认为，只有内行的教育管理者才能领导好教育，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重点的作用。他鲜明地提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9] 他客观地分析我国教育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指出，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懂得管理专业的人才太少。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学习，要下苦功学，向懂的人学，向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学。学不会的，不愿学的，只能调整，因为耽误事业。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对现代教育管理者素质条件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了人民的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管理魄力。 如何抓教育？邓小平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从指导全党工作的角度，从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教育问题。他说：“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10]“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11]他曾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2]怎样才能比资产阶级干得好呢？ 在邓小平教育管理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是，提高人的价值。 二、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以提高人的价值为核心，以“一切为了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13]的著名论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引进和借鉴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教育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也日益广泛和深化。管理本身具有二元特性，一方面必须协调其组织内部的共性与个性，单个成员的愿望与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必须缓解组织活动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各种压力；同时，现代社会组织化程度愈高，科技发展愈迅猛，管理就更加重要，更具有权威性。但权威又带来权力、威望以及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管理，如何超越这两难境地呢？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政府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4]。这些思想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管理是行动的哲学”，“它既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劝告式的，而是实践的。”[15]邓小平以他全新的管理理性思维透视了管理的本质，提出“领导就是服务”。为谁服务，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16]，为他们服务。这就为管理“从善”，避免“为恶”指明了方向。如何保证管理“从善”？这就是要以为提高人的价值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与服务的宗旨。如果说人类的劳动实践是社会的防腐剂，那么，管理者的服务就是“为官”“权力”的防腐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