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指出：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要“强化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广大师范生、教师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复兴师范精神已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鲜亮主题。无疑，“新师范”绝不是传统师范精神的再现与翻版，更不是对当今教师教育体系的否定，而是在新时代、新理念框架下重新定位师范教育的方位，觅回师范教育的初心，使其激流勇进、与时俱变，力争成为实现中国人民福祉、塑造中国时代精神、助推中国迈向世界的教育引擎。 一、“新师范”定义的三维锁定 1926年，陶行知针对民国师范教育的弊端，首倡以“自新”“常新”“全新”为精髓的“新师范”概念，[1]意味着中国旧师范进入被改造升级的新阶段。在新时代，面向“新师范”的改革行动一定是新理念引领、新目标追求、新体系建构的三位一体，对其科学的定义方式是历史定义、本质定义与时代定义的有机耦合。其中，历史定义旨在立足历史流变及其必然性来锁定师范教育的情境性蕴含，本质定义旨在阐明当下师范教育的实质性蕴含，时代定义旨在理清当代师范教育的应然性蕴含。三重定义方式叠加耦合，才能赋予“新师范”以稳健而又充实的恰切定义蕴含。 (一)历史定义：教师教育新体系中的“后师范” “新师范”绝不应该成为一种表述形式的简单翻新，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蕴含，站在师范教育进程与链条上来探寻其历史定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上诠释“新师范”的质变点，无疑是实事求是地定义“新师范”内涵，捕捉“新师范”特质的一种最佳思路。在当前，师范教育已经走过了“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在“传统师范”阶段，师范教育解决了教师培养的专门化、国家化问题，而在“教师教育”阶段，师范教育解决了教师培养工作的开放化、一体化问题。与之相应，“新师范”诞生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对“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的双重超越：其一，在弘扬“传统师范”的“师范精神”优势基础上，实现对其视野狭小、单打独斗、“阶段性终结模式”等缺陷的超越；其二，在弘扬“教师教育”的“开放精神”“持续性终身模式”优势基础上，实现对其精度不够、高度有限等缺陷的超越。一句话，传统师范教育解决的是“专门设置”问题，教师教育解决的是大教师教育“系统搭建”问题，而新师范教育解决的是教师教育“性能升级”问题，其实质是着生在陶行知“新师范”改革延长线上的“后师范”。我们清楚地看到，进入教师教育时代，师范教育精神内核正面临被耗散的风险：中师的停办让师范教育失去了原生精神家园，教师选聘社会化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特权，师范大学综合化降低了师范教育的纯度，师范办学市场化弱化了“人生楷范”型教师的培养力，教师教育大学化加剧了“学科”与“教育”问的双专业性冲突……为此，当代师范教育面临着精神重聚、内核重建、体系重塑的历史挑战，“新师范”应声落地，宣告“后教师教育”时代的启幕。可以说，在“后教师教育”时代，我国面临的师范教育现状是：师范院校不再具有独霸性、纯粹性、专属性，而将由一个教师教育新体系，即“以国家教师教育示范基地为引领、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中心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取而代之，由此面临与中小学联手、与综合大学联合、与区县教师发展中心联动的新形势、新要求。“后教师教育”时代期待新师范精神的重建来克服大教师教育体系的精神缺陷。如何在开放化、一体化、多样化教师教育格局中汇聚师范教育的精魂，提升师范教育的精度，夯实师范教育对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主导力、主体性与话语权，就成为师范院校“新师范”建设肩负的历史使命。站在师范教育变迁的历史接口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新师范”的历史功能定位一定是：重温“爱国、育师、强教、树人”的师范精神，彰显师范教育的主导功能，升级师范教育的专业性能，真正肩负起“造就人格楷范式教师”“成为其他育师机构范本”的两大使命，着力培养能够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新时代“大先生”，敦促师范教育实现从“造就专职教师”向“造就人格之师”、从“普通教师教育机构”向“教师教育示范型机构”的升级再造。这就是“新师范”的第一新生点。 (二)本质定义：面向卓越教师培育的专业化师范教育 历史定义只能赋予“新师范”以自然内涵、功能蕴含，而不能阐明其实质内涵、本真蕴含，本质定义才是历史定义的共性蕴含。在当下，要肩负其师范教育的历史责任，师范院校教育行动的直接入手点无疑是造就卓越教师，能否优秀地完成这一使命，事关“新师范”建设的成败与存亡。从这一角度看，“新师范”的实质定义理应是：面向卓越教师培育的改革行动，致力于创造更专业化的师范教育。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指出，卓越教师是“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其关键素养构成是：教育情怀、专业功底、教学创新、综合育人与自我发展能力。与之相应，“新师范”是以造就具备这五项关键教师素质为根本职责的新型师范教育形态。为此，其本质蕴含是：将高尚师德与教育精神放在首位，视为教师职业的灵魂，真正将“身正为范”的传统师范精神弘扬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上来；将教书育人知识能力培育视为师范教育的立命之基、立根之本，真正体现“学高为师”的师范精神与“能力为本”的专业精神；将专业生命力延绵视为教师职业的命脉，用持续发展、终身学习、反思创新缔造更强大的“教师专业自我”。从这一角度看，新师范建设的重点是：大力提升师范教育的师德教育力、师能发展力与自我创新力。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教师培养工作的内核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在师范教育始建时期，学科知识基础是教师培养工作重心；在师范教育专业化时代，教育专业知识成为工作重心；在新师范教育时代，精神塑造、追求卓越、创新发展成为师范教育的新支点、新内核。正如学者所言，在新师范培养目标制定上，理应实现“从强调学科基础到重视综合素养及追求卓越”[2]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教师培养逻辑使然。与之相应，当代“新师范”的本质定义必然是造就卓越的“人师”、创新发展的“经师”与自我升级的“自师”，其要造就的新型教师一定是适于“为人之师”、善于“教人之师”与精于“以我为师”的真正良师。 (三)时代定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创新型师范教育 历史是“新师范”的情景定义者，理想是“新师范”的未来定义者，在历史态与理想态的中间地带来探求“新师范”的时代定义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师范是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师范教育形态，其肩负的时代使命是：致力攻克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与不发达、不均衡的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先进的师范教育服务，充分发挥新师范作为优质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功能。中国当代是迈向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全力赶超世界一流的时代。与之相应，它需要的是基于“原始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基于“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支持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基于教育发展“新动能、新增长极”[3]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牢记人民幸福福祉、心系人民生活质量”的师范教育。由此可以推知，“新师范”的时代定义是立足于智能驱动、创新驱动、人民中心的高端师范教育，其时代使命是：致力探寻师范教育发展的新动能、新方位与新增长极，努力创建当代中国人民最期待的师范教育新形态。进而言之，这一全新师范教育形态的三个新生点是：其一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耦合，努力实现师范教育的智能化、信息化；其二是将观念、制度、模式、思维等发展要素创新视为师范教育的核心动能与发展命脉，在推陈出新中促使最优质、最适合、最先进的师范教育形态形成；其三是牢记人民中心的教育质量标准，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来办师范教育”的原则，努力实现当代师范教育的中国化、民本化。在这一意义上，“新师范”不是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的外延扩展、重组再构，它更注重丰富的时代蕴含与时代特质，高理念牵引、高技术支持、高价值观引领是“新师范”最具个性化的“三高”蕴含。诚如学者所言，“新师范”的时代意蕴是“将做人的教育贯穿师范教育全过程”，是“积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新文化”，是“探索‘师范教育+’的复合专业建设以及学科专业课程的融合”。[4]如若隐去了时代使命、时代精神、时代主题，当代中国师范教育的蕴含不仅是抽象、乏味、干瘪的，更是缺乏感召力、变革力与创新力的，由此将“新”字的意义理解局限在“形变而神不变”的浅层水平上，最终只会加深当代师范教育发展的内卷化态势，偏离了重振“新师范”的原本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