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诉求逐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谓社会的现代化，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整体性的、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1]，社会现代化分为两个基本阶段：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第一阶段，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是第二阶段。[2]现代化的中心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个体现代化，人的现代性发生、发展和实现的现实活动，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是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3]人的现代化乃是社会现代化的支撑与灵魂所在。“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在经济以及各种机构工作的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否则我们怀疑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高的生产力，或者它的政治与行政机构会很有效率。”[4]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也逐步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今天正在逐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今日中国包容着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与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人的现代化同样是贯穿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所在。 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之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点还是在人自身，现代化则是人之境遇，人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人何以活在现代化的境遇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超越人之功能的现代化追求，切实地回到人本身，回到中国人何以安身立命，由此而在更宽广的历史时空来思考中国人的现代化处境，由此而廓清当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取向。 一、现代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何以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的中心无疑是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以价值观念为中心的人的核心素养的现代化。要实现以人的价值观念为中心的人的基本素养的现代化，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传统。传统人与现代人是不是一个截然对立的概念，也即现代人是传统人的发展与自我超越，还是传统人的改造与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乃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所谓后发，是指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在前，给我们提供了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所谓外生，是指我们的现代化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冲击被动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正因为如此，近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充满着诸种紧张与急迫，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也在其中变得十分复杂。 中华民族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用李鸿章的话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其间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华民族究竟以何种方式融入世界之中，融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5]所谓“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由此而来，我们需要站在世界来看待中国，我们也需要站在世界文明的视域中来甄定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转向“世界之中国”的过程。所谓“世界之中国”，意味着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也即在世界的视域中思考中国向前发展的路径，同时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世界再回到中国，也即在世界的视域中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重建，重建民族的自信心与中国人的自身认同。梁启超又云：“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6]无疑，我们今天依然处于走向“世界之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如何积极融入世界而又不失自我，甚至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更好地成就自我，乃是今日我们探究中国人的现代化处境的关键问题。就个体成人的目的取向而言，如果说积极融入世界凸显的乃是我们如何做现代人，那么，不失自我、更好地成就自我，则是凸显我们如何做回中国人的文化生命自信。 近代以来，围绕传统中国人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三种基本路径：一种是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径，也即以文化的彻底革新来达成传统中国人的现代化；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径，也即以传统文化的守护来维系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生命形态；第三种是调和主义的路径，也即以保守的开放来谋求传统中国人的现代化。第一种以鲁迅、胡适等启蒙先驱为代表，其中鲁迅更多地是以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来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胡适则更多的是比照西方近代文明之科学与民主，以“为中国造新文明”为己任，来提示国民性发展的应有路向；第二种以梁漱溟、辜鸿铭等为代表，其中辜鸿铭关注的是古典中国人作为生命类型的基本特征，也即礼化生命与守中的生命，张君劢同样是从民族性出发，主张培养中国人，并树立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心。在“现代人”与“中国人”之间，如果说鲁迅、胡适等的立场更多地倾向于“现代人”，那么辜鸿铭、张君劢的选择则是强调“中国人”。调和主义的路径则以梁启超、蔡元培为代表，基本立场乃是主张两者的融合，其中，梁启超的选择及其发展具有典型性。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一文中提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7]乃是中国人的人格缺失，这种缺失乃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他深切地意识到，“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8]，进化论是重要的思想依据，置身时代之中的民族生存则是基本出发点，力求“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9]他提出，启蒙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他的《新民说》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传统之“民”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借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新民理念，致力于走出传统、迈向现代的新民品格的探索。“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梁启超无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作为中国人应有一种“国民独具之特质”，尽管他并未言明。与此同时，梁启超更多地看到了置身现代性处境中的中国社会如何切实地融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梁启超不独有援引西学之功，复有调和中西古今之意。于民治之说，所谋所虑，皆周全深远。《新民说》不独论民治、民气，亦反复申论民德、民力、民智。可谓始终把德性置于权利之前，以为权利之前提。”[10]无疑，梁启超站到了他所面对的古今中西之际来思考现代转向过程中中国人的生命选择。梁启超的侧重点一方面在民治、民权，另一方面在民智与民力，开民智实际上是梁启超“新民说”的根本切入点与核心所在，这一点也是近代先贤的基本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