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首过往，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以“弯道超车”的方式后来居上，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的创造性探索，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基于国情和目标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现代化“新增长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 教育现代化是现代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化的共同属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教育变迁过程，是在汲取域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同时对传统教育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全体人民谋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和核心保障”[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教育现代化的被动尝试性探索，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教育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教育大国，总体教育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在此过程中，我国积累了异常宝贵的经验，也为世界教育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与特点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相随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脚步。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现代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是追寻理想教育与重构传统教育的过程。 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1)被动应变的教育器物现代化——始于19世纪中后期至甲午战争爆发，以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为标志。 自洋务运动起，一批新式学堂逐步兴起。京师同文馆便是洋务派本着“急学先用”满足洋务需求而开设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作为一所教育和翻译机构，它在教育思想和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组织，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新式教育的兴起仅仅体现在若干新组织的建立，在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方面依旧滞后，洋务派“师夷长技”的外部功利导向，更是贯穿西学教育始终。“旧式体制新式形态”的西学教育，仍旧是传统教育体制的附庸。[2] (2)主动求变的教育制度现代化——以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 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器物层面教育现代化的失败。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进入制度变革层面，效法日本教育成为现代化的基本取向。维新派大力提倡广开民智，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以普遍的国民教育取代狭隘的科举教育，新式教育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西方化”色彩日益浓厚。这一时期，虽然“中体西用”思想依旧被奉为变革圭臬，但其内涵已发生变化：其西学之用已从器物层面扩展至政治经济体制层面，中学之用则着重于哲学伦理层面。这一时期，通过仿照日本教育模式建立了壬寅癸卯学制，同时间接引入了欧洲大学制度，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初步确立了中国现代大学的范型。在这一革新时代，政体动荡以及变革的现代化冲击等不稳定因素，造成彼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成果无法持续。 (3)逐步展开的教育体系现代化——以壬戌学制及《大学令》的颁布为标志。 清末以来，建立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12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在借鉴德国大学理念的基础上颁布《大学令》，体现了其以德国大学为蓝本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又模仿法国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实行大学区制，虽不久便被废止，但在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节点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都对西学资源的本土化转换进行了宝贵探索。当然，由于剧烈变革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影响，此时的现代化教育体系依旧弱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有限。 (4)正式走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以院系调整为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现代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空间。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基本方针是“以解决老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经验，特别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3]。新中国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中，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系统的重构。在高等教育领域，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学校以及私立高等学校的暂行规程和管理办法。此后，为实现高速工业化的宏伟计划，1952年国家启动院系调整方案，开始对全国高等教育格局进行重构。在基础教育领域，类似的调整和重建也在逐步展开。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模式。这一时期，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纠正“全盘苏化”和忽视革命根据地教育经验的偏差，一场具有解构性质的“教育大革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虽然这场运动是一次探索自己的教育发展体制和道路的重要试验，但从“大跃进、大扩充、大变革”的运动结果来看，其诸多非理性的目标设置和政策安排有悖于当时的中国国情。1957-1977年间，“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的先后出场，彻底打破了中国教育的“重智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