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人经营收入探微

       学界关于唐代商人研究成果丰硕，但较少从经济收入的视角来分析。唐代商人据前人概括至少有四种分类方式①。第一种，按经营对象分：有盐商、茶商、米商、木材商、珠宝商、对外贸易商、丝织品商、金融商、南北杂货商、船商等②。第二种，按经济实力分：张泽咸、冯敏等分为小商、中等商人、富商和官商四类；宋军风等人分为富商豪贾(包括大商人、专卖商、捉钱令史和经商官僚贵族)和中小商人(中等商人、小商贩)③。第三种，按身份分：王双怀、王灵等人分为官商和私商；王志胜从家庭角度分为一般商人、多元商人家庭和特权商人家庭④。第四种，按商人在商品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行商、坐贾、牙人等⑤。此外，还有外商、胡商⑥，作为特殊的一类，研究其胡汉、蕃国问题。

       由于需要估算商人群体的经济收入，笔者将商人分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两大部分。其中大商人属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一般包括富商大贾(私营)、官商(官营)。而“官商”界限模糊，张泽咸认为官商成因为朝野官员指使下属经商，或原是富商以钱买官。而本文所指“商人”包括为官经营带有一定官职的商人，但不包括有经商行为而仍以俸禄收入为主的官僚贵族。而入仕商人⑦体现从商人到官僚身份的转化，是阶层地位流动的群体，可以放在商人部分讨论。

       不同于官僚贵族有较为详细的经济史料，反映商人收入的材料较少，笔者认为估算商人收入有三种方法：第一，各种零散的商人收入材料，一般会记载某位有名的商人，然后提及相关的收入数据，但是这种情况多反映在大商人身上，作为个案可以，但不确定是否具有代表群体的典型性。第二，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推算商人收入，但涉及的商品种类较多，薛平拴曾统计唐代商品有25类，至少450种⑧。除了常见的粮食、丝帛、禽畜等有价格史料，其他的商品难以估算，因此这一方法较为困难。第三，以商税、借商等官方数据估计商人收入，这一方法适用于估计整体情况，不适用于反映收入细节。而且商人收入具有一次性和不稳定性，不能体现年月收入，只能体现一次性收入或者总资产。因此主要以第一种方法为主，以第二种为辅，收集相关史料，物价换算忽略比价的波动，粗略估算商人收入。

       一、长安富商大贾的收入状况

       长安商人按记载的多寡分为有名商人和一般商人。长安的有名商人，一般多为富商大贾，记载较详的有宋清、裴明礼、邹凤炽、窦乂、罗会、郭行先、任宗、杨崇义、王元宝、郭万金、任令方、康谦、王布、王宗、王酒胡、张手美、张高等。下面估算他们的收入。

       裴明礼，生活在太宗贞观至高宗上元时期⑨。将他一生中三次经商收入估算出来，粗据物价换算，大致情况见表1。

       裴明礼专门收集“人间所弃物”，积累出售，获得了巨万家财。然后在金光门外买了一块不毛之地，采用投掷瓦砾进框给予酬劳的方式打扫完垃圾，实际支付一两人报酬(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投中)。在地上牧羊养羊粪，投入果核牛耕，长出果苗数车卖出，收获巨万。然后又在该地上建宅第，置蜂房，种花果。裴明礼能通过一块不毛之地，重复利用，经营不同商品，获得百倍以上的利润，足见其经济头脑。

      

       邹凤炽，又名邹骆驼，高宗时期人(14)。《西京记》记载其住于“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1]4062，《朝野佥载》称其活动在东市北的“胜业坊”[7]119。而且两处的经商内容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两人不是同一人(15)。但是笔者认为是同一个人，不同的经商内容可以理解为他经商的两个阶段。《朝野佥载》卷5记载他的发迹史，《桂苑丛谈》记载他巨富时期的消费情况(见表2)。

       珠宝价格、锦衣玉食、服用器物，难以估算。发迹前，邹凤炽主要卖饼，年收入约36贯，结果因挖金暴富，估算其收入16800贯。发迹后，邹凤炽开邸店为业，广设园宅，家产至少十万贯，奴婢支出五万贯。

       宋清，《柳宗元集》《唐国史补》皆有记载(17)。柳宗元曾专门为其立传，约在建中四年(784)之前，而且宋清“居药四十年”[9]，可见宋清大致生活在玄宗天宝到德宗建中年间。宋清是长安西部药市的药商。他是通过收购山泽之人采集的药材“优主之”，然后卖给长安的医工辅佐药方。只要是得病的都可以求药，上至大官，下至贫士。其经营方式多是赊账多销，一年没还，就焚债券，并表示只为养家，并不逐利。结果“求者益众，其应益广”，并且有了“人有义声，卖药宋清”[10]的名声。扩大了销量，甚至卖到其他州。“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他所赊“百数十人”中后来成为官员的，将俸禄“馈遗清”，而且中朝专门有人为他题写“香剂”款识：“长安宋清以鬻药致富，尝以香剂遗中朝，簪绅题识，器曰：‘三匀煎焚之富贵，清妙其法，止龙脑麝末精沈等耳。”[11]“赊死者”更是有千百人，可见生意之广，而且“岁计所入利亦百倍”，纯利10000％，可见收入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