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是“儿童”扮演的一个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如众多儿童研究史所呈现的那样，儿童因学校教育而得到启蒙和解放。在学校这个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时空内，儿童的理性和德性被科学有序地开发，他们不仅能够高效地学习人类文明成果，还有机会免受成人社会的烦扰，享受烂漫的童年。然而，随着社会对儿童的照料和保护逐步制度化、物质化和工具化，[1]儿童陷入新的生存困境。此时的困境与中世纪对儿童的冷漠所导致的儿童被遗弃不同，它是由近世对儿童的爱所导致的儿童被束缚。人们在为儿童细心考虑安排之际，在将儿童从成人社会脱离出来同时，也限制了儿童原有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Ariès，P.)曾指出这样一个现实，近代学校纪律已经从学校扩展到学生的私人领域，甚至整个社会空间……人们渴望学校更加严格地控制学生，并将此控制视作良好教育的条件。[2]对儿童私人领域的管制让学校在造福于儿童的同时也将儿童束缚在学校之中。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3]当儿童的生活空间被收束于学校之中，儿童的自我形象将可能被学生形象所取代。如果将个人的存在样态视为典型范畴观下的存在样态，即个人是各个角色的连续体，扮演某个角色意味着这个角色的典型性在此时、此景达到一个极大值，那么学生对儿童的占有与束缚便可以理解为，学生角色在儿童形象上的永恒典型性。换言之，“学生”角色以自身的永恒典型性取代了儿童其他社会角色应有的典型性。这种以“学生”角色为永恒典型性角色的儿童形象，本文称之为“学生化儿童”形象。在这里，“学生角色”是一种狭义的概念，它是指学校教育机构通过时间、空间、语言和关系等的制度化设计所创造的学生规范集合。这些规范集合有利于生成有序的身体、专一的注意力和服从的意志。如果这种制度性生长方式排斥儿童的其他成长方式，尤其是与自主、反思和创造等有关的成长方式，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将会受限。对儿童与学生关系的反思便立足于此，即对被制度化学生人格所占有和异化的儿童形态，亦即儿童与学生不正常的关系的反思。基于儿童不只是学生还是一个完整个体的认识，对儿童与学生关系的反思是一种非防御的批判性反思，其目的不在于否定学生制度对儿童的意义或学校对儿童的价值，而在于探索学校教育在儿童生活中合理的权责边界。 一、儿童与他者：“学生化”的历史谱系 儿童形象的异化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小大人”“标准的儿童”“学校化的儿童”等异化形象，异化儿童的他者包括其他主体、研究者话语和现实中的社会机构。就学生化的历史脉络而言，学生化继承了儿童社会化和标准化的理论传统，与城市地理学的学生化研究、学校化的儿童以及伊利奇(Illich，I.)的被学校化了的人同属一宗。 “学生化”是斯密斯(Smith，D.)在探索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亦称绅士化)的生命历程时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高等教育扩招后因校内学生住宿紧缺，大量大学生进入已建成的居民区，引发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景观发生系列变化的现象。[4]“学生化”有两个形成逻辑：一是以社区组织、房地产市场和政策决定者为代表的资本增值扩张逻辑；二是以学生为主的群体社会特征空间表达逻辑。就后者而言，学生对“学生化”的推动源于自身群体特征的空间表达。当学生在一个地区大量聚集，他们在该地区的可见性增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服务和政治体系便得以建立。城市地理学的学生化研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知识经济时代，与高等学校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相联系，“学生化”进程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维度已经无法被忽视。[5]学生从学校物理空间中溢出既是现实的，又是理念的。作为一种现实现象，它指学生群体在社会空间的横向溢出、社会时间轴上纵向溢出和多角度的整体性溢出；作为一种理念影响，它不仅是学生角色制度跨越学校围墙向外的物理扩展，也是文化扩展，更是向内的惯习影响。以个体成长为参照，地理学意义上的学生外溢现象提供了一个儿童“学生化”的图景，它虽然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但也为符号层面提供了基础。 詹姆斯(James，A.)等从学校对儿童自我结构形成的控制方面解释了学生角色的外溢，即学生化现象。他们认为，学校空间的权力结构通过对儿童日常行为实践的设计造就了“学校化的儿童”。学校是一个充满权力和政治内涵的社会空间，它通过“课程”构建了一种认知发展和身体发展的空间理论，而这其中，含有人们关于儿童最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假设。[6]詹姆斯等学者综合伯恩斯坦(Bernstein，B.)课程理论、福柯(Foucault，M.)的权力与监督、谢里丹(Sheridan，A.)的童年社会建构，以及博拉德(Pollard，A.)和费勒(Filer，A.)的观点揭示出，学校通过空间纪律，如时间表、建筑学和等级空间秩序等，既现实又理念地对儿童进行身份创造，并由此控制儿童的现状。他们同时指出学校虽然在很多地方被誉为一种美德，但在学校发达的地区，学校教育所占据的特定空间以及为童年创造的空间并不一定对所有儿童都有益，儿童会因为密集的规训感受巨大的压力，并引发自杀的念头。[7]由此，“学校化的儿童”的提出将以往的学校规训的常规批评转移至学校规训与儿童身份形成。这一视角的转向指明了立足儿童自我形象的构成去理解学校制度化力量的方向。
